故事：当杨振宁在斯德哥尔摩领奖时，全世界都看到杜致礼的微笑，却无人知晓她为父亲杜聿明那封无法寄达的家书，流了整夜的泪

“致礼，还好吗？马上就要开始了。”聚光灯的后台，杨振宁轻声问，替妻子理了理旗袍的领口。

杜致礼回过头，脸上是那抹恰到好处的、温婉的微笑：“我没事，你快准备吧。”

她看上去完美无瑕，是世人眼中最幸福的女人。

可谁也不知道，她手袋里那封无法寄出的信，和她微笑背后那片深不见底的、名为“父亲”的海洋，究竟哪一个更重。

01

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厅，大家都管它叫金色大厅。

这个名字一点都没叫错，里面真的是金灿灿的。

天花板上挂着好几个特别大的水晶吊灯，灯一开，比白天还要亮。

那光照在墙上金色的花纹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墙上的花纹好像也跟着在动，一闪一闪的，感觉有点不真实。

大厅里的空气闻起来很特别，有松树枝的味道，有女士们身上高级香水的味道，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让人心里有点发紧的味道。

台底下，坐满了从世界各地来的人，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学者还有拿着相机的记者。

他们都穿着深色的衣服，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像一片黑色的潮水，等着那个最要紧的时刻。

杜致礼就坐在这片潮水最前面的位置。

她身上穿的旗袍是专门找人做的，墨绿色的丝绒，摸上去很舒服。

领口和袖口用金线绣着一朵一朵的云彩，花纹很细。

这件衣服把她的身形衬得很好看，既有东方女人的味道，又不显得老气。

她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在脑后盘了一个发髻，露出了光洁的额头和好看的脖子。

她的脸上，从头到尾都挂着那么一点点微笑，那笑不多也不少，好像拿尺子量过一样，再多一点就显得巴结人了，再少一点又会让人觉得她不高兴。

她坐得笔直，腰挺得像一根棍儿，两只手很安分地叠放在膝盖上。

瑞典国王走上台的时候，她跟着大家一起站起来。

乐队开始奏乐，她就跟着轻轻地点头。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提前排练过很多遍，跟这个又大又严肃的场面配得刚刚好。

她的眼睛，一直看着台上灯光最亮的那个人，她的丈夫，杨振宁。

她看着他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上台，看着他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那块金光闪闪的奖牌。

那奖牌看起来挺沉的。

杜致礼的眼睛里，全是骄傲和喜欢。

她使劲地鼓掌，手心都拍红了，有点疼。

全世界的照相机和摄像机，都把这一幕拍了下来：那个了不起的物理学家身边，站着一位特别优雅、特别安静的东方女人，她为自己丈夫拿了大奖，笑得又幸福又满足。

在别人眼里，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女人，没跑了。

可是，那些冷冰冰的照相机，拍不到她漂亮旗袍底下的样子。

照相机拍不到，她叠放在膝盖上的那两只手，手指头因为太用力，指甲都快掐进手背的肉里了，指节那儿的皮肤都绷得有点发白了。

照相机也听不到，在那么响的掌声里，她自己的心跳声有多快，快得好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那心跳每响一下，都在提醒她一件事。

在这天大的荣耀背后，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影子，那个影子黑乎乎的，压得她喘不过气。

那个影子，离这里有好几万里远，在一个她连想一想，心都像被刀割一样疼的地方。

她微笑着，看着台上的丈夫，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做得特别精致的娃娃，外面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可里面早就被人掏空了，什么都不剩，就剩下一个好看的壳子，摆在这里给所有人看。

02

发奖的仪式结束了，后面还有个酒会，大家一起庆祝庆祝。

这个酒会比发奖的时间还要长。

好多好多人走过来说恭喜，好多好多笑脸，好多好多举起来的酒杯。

杨振宁被一群人围在中间，有他的同事，有兴奋的记者，还有各个国家的大学者。

他就是今天晚上的太阳，所有人都围着他转。

杜致礼就像一颗安静的卫星，总是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跟着他转。

每一个走过来道贺的夫人，她都微笑着跟人家握手，用很流利的英语回答人家的夸奖。

她感觉自己的脸都快笑僵了。

终于，她找到一个没人说话的空档，走到杨振宁身边，小声说：“振宁，我有点累了，想先回酒店歇会儿。”

杨振宁一听，眼睛里有点过意不去，他握了握妻子的手，手心很暖和。他满是疼爱地说：“好，你先回去，我这边一结束，马上就回来。”

杜致礼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

她转身的时候，动作很轻，像一只优雅的猫，一下子就从那个吵吵闹闹的人群里钻了出来，没惊动任何人。

斯德哥尔摩的冬天，晚上特别冷。

风刮在脸上，跟小刀子割一样，生疼。

可是，这种钻进骨头里的冷，反倒让杜致礼觉得脑子清醒了不少。她裹紧了身上的大衣，坐上了等在外面的车。

回到他们住的那个豪华酒店套房，她一进门就反手把门关上了。

那扇厚重的门，“咔哒”一声，把外面那个又热闹又荣耀的世界，完完全全地关在了门外。

房间里特别暖和，跟春天似的，也很安静，只能听见墙边壁炉里的柴火烧着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很轻的“噼啪”声。

她没开灯，房间里就只有壁炉里跳来跳去的火光。

她走到沙发边上，把脚上那双让她站了一晚上的高跟鞋脱了下来，长长地、特别疲惫地舒了一口气。

然后，她整个人都陷进了那个又大又软的沙发里。

她在黑暗里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坐了很久，什么也没想，也什么都没做。

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她才慢慢地、慢吞吞地，打开了自己随身带着的那个小小的、很精致的皮手袋。

她没有去拿里面的口红，也没拿小镜子。

她的手伸进了手袋最里面的那一层，那里有个夹层，很隐蔽。

她从里面特别小心地，拿出了一封信。那动作，好像怕把信碰坏了一样。

那是一封很普通的信，信封是白色的，上面什么装饰都没有。

最要紧的是，信封的右上角，空荡荡的，没有贴邮票。

借着壁炉里一闪一闪的火光，能看清楚信封上的字。

那字写得很秀气，也很工整，一笔一画都透着一股特别认真的劲儿，甚至可以说，写字的人，心里是带着一种神圣的感觉在写的。

收信的地址，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中国，北京，功德林管理所”。

收信人的名字是：“杜聿明先生”。

这几个字，她当时写的时候，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好像要把自己心里所有想说的话、所有的担心，都通过笔尖，深深地刻进这层薄薄的纸里。

信，在她来斯德哥尔摩之前，就已经写好了。

她一个人在书桌前坐了很久，写了撕，撕了又写，反反复复改了很多遍，才把想对父亲说的话，都写在了这几张纸上。

可是，这封信从写好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只是一份草稿。

因为她比谁都清楚，这封信，永远也寄不出去。

它和那个叫杜聿明的人之间，隔着的不是一张邮票那么远的距离，而是一个她怎么也跨不过去的、冰冷又坚硬的世界。

03

不知道什么时候，窗户外边，开始下雪了。

酒店的窗户又大又干净，能清楚地看到外面的一切。

北欧的雪，跟她以前见过的都不一样，好大好大，一片一片的，慢悠悠地往下飘，真的跟书里说的一样，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鹅毛。

在黑乎乎的夜里，那些雪花被酒店透出去的灯光一照，亮晶晶的，安安静安静静地往下落。

杜致礼把腿抱了起来，整个人都蜷在了那个大沙发里。

她把头，轻轻地靠在了冰冷的玻璃窗上。

她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看着窗户外边那个被雪盖住的、白茫茫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的世界。

额头贴着冰凉的玻璃，那股凉意，好像顺着皮肤，一下子钻进了她的脑子里。

这股凉意让她一下子有点恍惚。她的脑子，好像一瞬间就挣脱了那个装着荣耀和疲惫的笼子，跑了出去。

它跑得好快，一下子就跨过了一万条河、一万座山，跑回了那个很远很远、被她叫做“家”的地方。

她的思绪，首先跑回了还没打大仗之前的南京。

她想起了那条两边都种满了高大梧桐树的长安街。

夏天的时候，梧桐树的叶子又大又绿，把天都遮住了，走在树底下特别凉快。秋天的时候，叶子黄了，踩上去“沙沙”地响。

那时候的父亲杜聿明，还不是报纸上那个冷冰冰的、被人叫做“战犯”的陌生名字。那时候，他是她的英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大、最温暖的男人。

她记得，父亲的肩膀特别宽，他穿着军装的时候，肩膀上还有亮晶晶的星星。

他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弯下腰，用他那双大手托住自己的腰，然后大笑一声，就把小小的她高高地举过头顶。

那个时候，她能看见院子高高的墙外边更远的地方，能看见街上来来往往的黄包车和卖糖葫芦的小贩。

她还记得，父亲的手掌很大，手上有很多茧子，摸起来很粗糙。

可是，就是那双粗糙的大手，总是能用最温柔的力气，握着她的小手。

他会把她的手包在他的手心里，带着她，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字。

他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味和阳光的味道，很好闻。

她的思绪又跑到了重庆。

她还记得，有个夏天的下午，天气特别热，院子里的知了躲在树上，“知了、知了”地叫个没完，那声音又尖又长，吵得人心烦。

那天，父亲没有去忙那些军队里的大事，而是搬了个竹椅子，坐在屋檐下的走廊底下，一边摇着大蒲扇，一边一句一句地教她念《木兰辞》。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父亲的声音，又低又响亮，充满了力量，好像能把那烦人的蝉鸣声都压下去。

他对她说：“致礼啊，你看，谁说女孩子就不如男孩子？我们家致礼，以后也要做一个像花木兰一样的人，一个有担当、有骨气的女孩子。”

那些暖洋洋的、好像会发光的记忆，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她脑子里闪过去。每一个画面，都那么清楚，那么真实。

可是，电影放到最后，所有的画面，不管是南京的梧桐树，还是重庆的蝉鸣声，都一下子消失了。

最后，只剩下了三个字，孤零零地浮现在她眼前——“功德林”。

那三个字，又冷又硬，像三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她的心口上，让她喘不过气来。

那里面，充满了她不知道的、让她打心底里感到害怕的东西。

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她总是不敢去想，可又总是忍不住要想。

那里的墙，是不是很高很高，还拉着铁丝网？那里面的房子，是不是又阴又冷？

父亲在那个地方，过得好不好？他是不是还穿着那身很挺括的军装，还是换上了那种统一的、灰扑扑的囚服？他那双曾经握着她的手、教她写字的温暖的大手，现在是不是要去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儿？是不是要去挑水，去种地？

那个地方的冬天，一定很冷吧？北京的冬天，风刮得像刀子一样。他有没有足够的厚衣服穿？晚上睡觉的被子，够不够暖和？

还有那里的饭菜，他一个从小在南方长大、吃惯了米饭和精致小菜的人，能吃得习惯北方的馒头和粗粮吗？

好多数不清的问题，像涨潮的海水一样，一下子就把她给淹没了。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尖尖的锥子，一下一下，狠狠地在她心上钻。

她感觉自己的胸口闷得厉害，好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她的脖子，让她喘不过气来。

小时候那些温暖的、美好的记忆，跟那个她从来没去过的、冰冷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地方，形成了那么残忍、那么扎心的一种对比。

她再也忍不住了。

她把脸，深深地埋进了自己的膝盖里。

她的肩膀，开始控制不住地、轻轻地抖动起来。一开始只是轻微的抖动，后来，抖得越来越厉害。

04

第二天早上，杜致礼又变回了那个挑不出一丁点毛病的“杨夫人”。

她早早地起了床，对着镜子，很仔细地化了一个淡妆。

那个妆，正好能遮住她因为一晚上没睡好而有点憔悴的脸色。

她换上了一件米白色的羊绒套裙，穿在她身上，让她看起来又端庄，又让人觉得容易亲近。

当她挽着杨振宁的胳膊，走进酒店专门给获奖人准备的早餐会餐厅时，她的脸上，又挂上了那抹像是焊在脸上的、一点差错都没有的微笑。

早餐会的气氛很轻松，不像昨天那么严肃。

大家都很放松，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像一个大型的学者聚会。

各个国家的记者、学者，像看见蜜糖的蜜蜂一样，还是围在他们身边。

他们嘴里不停地夸着杨振宁的发现有多么了不起，讨论着物理学以后会怎么发展。

杜致礼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她不怎么说话，只是微笑着听大家讲。

看到丈夫杯子里的红茶喝完了，她就拿起茶壶，给他添上。

就在大家聊得正高兴的时候，一个从美国来的记者，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好像就是随便走走的样子，溜达到了她的身边。

“杨夫人，您真是太美了，充满了东方女性的魅力。”那个记者，先是笑着夸了她一句。然后，他话头一转，用一种好像在闲聊的口气，很自然地问道：“您的家庭在中国大陆，也一定为您丈夫取得的如此辉煌的成就，感到无比骄傲吧？”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普通，很客气。

可是，它像一根淬了毒的、又细又长的针，一下子就、又轻又快地扎进了杜致礼的心脏里。

她的心，在那一瞬间，猛地往下一沉，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几乎都停止了跳动。

她心里明镜似的，这个问题，绝对不是随便问问的。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国际大环境底下，她父亲的身份，对于这些西方媒体来说，是一个能搞出大新闻的、特别敏感的话题。

就在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好多数不清的念头，在她脑子里闪了过去。

她该怎么回答？如果她说“是”，那不就等于告诉所有人，自己和那个被称为“战犯”的家庭，还保持着联系吗？如果她说“不知道”，那会不会显得自己太冷血、太不孝顺了？不管她怎么回答，都有可能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拿去做文章，给她丈夫干干净净的声誉，抹上不必要的黑点。

可是，就算她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她的脸上，还是保持着那份得体的微笑，甚至连嘴角的弧度，都没有改变一分一毫。

她抬起头，眼睛看着那位记者，声音很温和，语气也挑不出毛病。

她巧妙地回答说：“科学的成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它不分国界，也不分政见。我相信，所有热爱和平与进步的人，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这个回答，说得滴水不漏。

她既没有直接回答那个关于“家庭”的敏感问题，又一下子把话题说得很大，提到了“全人类”的高度。

这么一来，对方就不好意思再追着问下去了。

那个美国记者听了，明显愣了一下，可能没想到她会这么回答。

他随即也笑着点了点头，称赞道：“您说得太好了，夫人。”

一场看不见的、藏在客气话底下的风波，就这么被她轻描淡写地化解了。

但是，只有杜致礼自己知道，就在刚才，当她从嘴里说出“家庭”那两个字的时候，她的心脏，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狠狠地攥了一下，疼得她差点没喘上气来。

05

早餐会结束了，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酒店的服务生，抱进来好大一堆贺电，像雪花一样，是从世界各地发过来的。

有大学的，有研究所的，还有很多亲戚朋友。

杨振宁特别高兴，像个得到了心爱玩具的小孩子，一封一封地拆开来看，还不停地念给杜致礼听，跟她分享上面的祝福。

杜致礼也微笑着，陪着他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可是，她的眼神，总是有那么一点点飘忽，好像没把心思完全放在这些贺电上。

在那么多印着漂亮花纹和烫金大字的精美贺电里，有一封电报，看起来特别普通，一点都不起眼。

那是一封从香港发来的，是她母亲那边的一个远房亲戚。

杨振宁也没多想，顺手就拆开了，念了出来：“恭贺振宁致礼贤伉俪获此殊荣，举族同庆。”

念完这句祝福的话，他看到电报的最后，还有一小行字，看起来就是一句普普通通的附言。他接着念道：“家父近日偶感风寒，幸有照料，勿念。”

杨振宁听了，根本没往心里去，只是随口说了一句：“哎呀，香港的伯父生病了，看来我们得抽个空，回个电报问候一下才行。”

这句话，在杨振宁听来，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它传到杜致礼的耳朵里，却不亚于在平地上响起了一声惊雷。

她心里清楚得很，这绝对不是指香港的那个伯父。

是他们和大陆的亲人之间，绕了好几个弯，托了好多层关系，才建立起来的唯一一条联系渠道。

这条渠道，比蜘蛛丝还要脆弱，说断就断。这句看起来很平常的问候，其实是说给她听的暗号。

电报里的“家父”，指的只能是她的父亲，杜聿明。

“偶感风寒”，这说明，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不太好，生病了。

而最最关键的，是“幸有照料”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像一把两面都开了刃的剑，一面涂着蜜糖，能给人一点安慰；另一面，却涂着剧毒，能要人的命。

它好的那一面是说，父亲还活着，他还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在他生病的时候，能得到治疗和照顾。

可它坏的那一面，却像针一样扎人。

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父亲是在“被照料”，他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是一个失去了自由、被关在监牢里的囚犯。

这个消息，太复杂了，也太沉重了。

这点微弱的、说得不明不白的消息，不但没有给她带来一丁点儿的安慰，反而像一根又冷又硬的钢针，一下子就刺破了她用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好不容易才强撑起来的那份坚强。

杜致礼脸上那抹像是用尺子画出来的完美微笑，就在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彻底地、完完全全地凝固了。

她伸出手，好像是想去接那张薄薄的、黄色的电报纸。

可是，她的手，伸到半空中的时候，却开始了无法控制的、剧烈的颤抖。

那张轻飘飘的电报纸，被丈夫捏在手里，可在她的眼里，却像是在指尖上剧烈地扑腾着，好像下一秒钟，就要被这阵突然刮起来的“大风”给吹跑了。

她不得不迅速地用另一只手，死死地将那张电报按在了桌面上。

她的指关节因为太用力，绷得发白，几乎能看到皮肤底下的骨头。

她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没有让这张薄薄的纸，和她心里那个马上就要塌掉的世界，一起掉到地上去。

06

杨振宁就算再迟钝，也终于发现了妻子的不对劲。

他放下手里那些还没拆的电报，快步走到杜致礼身边，满脸都是担心。

他弯下腰，轻声问：“致礼，你怎么了？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杜致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又冷又长。

她努力地，把心里那股像是要冲破喉咙的巨浪给压了下去。

她抬起头，对着丈夫，挤出了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

她摇了摇头，声音有点沙哑，还有点抖：“没事，我没事。可能是……可能是这两天太累了，人一累，就容易紧张。”

杨振宁听了她的话，就真的信了。

他心里全是心疼，伸出手臂，把妻子的肩膀揽了过来。

他轻声安慰说：“我知道，让你跟着我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还要应付这么大的场面，真是辛苦你了。要不，我们出去走走吧，透透气，外面的雪景很美，看了心情可能会好一点。”

杜致礼没有反对，很顺从地点了点头。

斯德哥尔摩的下午，雪已经停了。

太阳从厚厚的云层里钻了出来，阳光洒在地上厚厚的积雪上，反射出特别耀眼的光。

整个城市，被雪盖得严严实实的，看起来就像一个用水晶做的、干干净净的童话世界。

他们两个人，肩膀挨着肩膀，并排走在一条很安静的小街上。

街上没什么人，只有他们俩。他们的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串长长的、歪歪扭扭的脚印。

杨振宁的心情特别好，一扫早上的紧张。

他一边走，一边兴奋地跟妻子说着他未来的研究计划，说着他那个“宇称不守恒”的理论，可能会给整个物理学带来多大的改变。

他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睛里闪着一种光，那种光，像小孩子看到了心爱的玩具一样，特别纯粹，里面不含一丁点儿的杂质。

那是只有科学家才有的、对探索真理的热情和专注。

杜致礼就安安静静地跟在他身边，听着他讲。她不怎么说话，只是偶尔点点头，或者轻轻地“嗯”一声，表示自己在听。

她爱丈夫的这份纯粹。

她知道，正是因为丈夫有这份心思干净、不受外界打扰的专注，他才能够在他那个物理学的世界里，做出那么了不起的成就。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更加不愿意，把自己家里那些沉重的、复杂的、跟政治搅和在一起的痛苦，过多地压在他的肩膀上。

这份荣耀，是属于他的，是他一个人凭本事挣来的。她不能让自己的那些悲伤，去弄脏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干干净净的荣光。

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大将军。

他的那个世界里，充满了权力争斗、打仗和杀戮。

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探索宇宙秘密的科学家。

他的那个世界里，只有公式、粒子和不变的真理。这是两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世界，甚至可以说是互相冲突的。

而她，杜致礼，就孤零零地站在这两个世界的交界线上。

她感觉自己，正被两个方向的巨大力量，拼命地拉扯着。一边是生她养她的父亲，一边是她深爱的丈夫。

这份重量，太沉了。她没办法，也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

这种故意的、因为爱才有的隐瞒，让她那颗本来就觉得孤单的心，感觉更加的、像是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里一样的孤独。

她走在丈夫的身边，身上晒着瑞典冬天的太阳，可是她感觉自己，像是被关在一个用冰块砌成的、密不透风的地窖里，从里到外，都是一片冰凉。

07

当天晚上，瑞典皇宫为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举办了一场特别盛大的晚宴。

这场晚宴，比白天的发奖仪式还要豪华、还要气派。

长长的餐桌上，铺着雪白雪白的、烫得没有一丝褶皱的桌布。

桌子上摆着一排排擦得锃亮的银质餐具，还有那种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的水晶杯。

每一道菜，都做得像一件艺术品，由穿着笔挺制服的侍者，恭恭敬敬地，送到每一位客人的面前。

大厅里，有乐队在演奏着悠扬的古典音乐。

客人们都穿着华丽的晚礼服，手里端着酒杯，在人群中穿梭，跟认识的人轻声交谈。整个晚宴的气氛，又热烈，又显得特别有格调。

杜致礼还是坐在杨振宁的身边。

她努力地，想让自己融入这片欢乐的海洋里。

她看着自己面前那个白色的大餐盘里，放着一块小牛排。

那牛排煎得火候刚刚好，外面有点焦黄，里面还是粉红色的，上面浇着一层看起来很浓郁的酱汁。

牛排的旁边，还点缀着几样颜色很鲜艳的蔬菜，红的、绿的，搭配得很好看。

可是，她看着这些好吃的，胃里却不受控制地，泛起了一阵恶心。

她的脑子里，控制不住地，开始想象着父亲在那个叫“功德林”的地方，可能会吃到的伙食。

会是那种又干又硬的窝窝头吗？还是那种没什么油水、只有几片菜叶子的白菜土豆汤？她记得父亲以前在家的时候，对吃的东西是很讲究的。

他那样一个曾经锦衣玉食的人，能咽得下去那些东西吗？

这种巨大的、残酷的对比，让她感觉眼前的每一道山珍海味，都变得一点味道都没有，难以下咽。

她拿起刀叉，只是装模作样地，切下了一小块牛排，然后用叉子叉起来，小口地送到嘴里。可那肉到了嘴里，却像在嚼一块蜡烛，一点味道都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头发全白了的、看起来很有身份的瑞典官员，手里端着一杯酒，满脸笑容地，走到了他们这张桌子前。

“杨博士，杨夫人，我再一次地，祝贺你们。”那位官员很热情地说着。

然后，他把目光转向了杜致礼，用一种很欣赏的口气说道：“夫人，您的优雅和美丽，为伟大的科学家带来了东方的温婉与力量。我代表瑞典，敬您一杯。”

杜致礼一听，连忙站了起来，也端起了自己的酒杯。

她的脸上，又挂上了那副练习了千百遍的得体微笑：“您过奖了，谢谢您。”

可是，就在她举起酒杯，准备跟对方的杯子碰一下的那一刹那，她有那么一瞬间，走了神。眼前这位官员慈祥的笑脸，好像和她记忆里父亲那张严肃的脸，重叠在了一起。

她的手，不由自主地，轻轻地抖了一下。

杯子里那红色的葡萄酒，因为她这一下抖动，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差一点点就要洒出来了。

她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迅速地稳住了自己的心神。

就在酒洒出来之前，她将杯子往前一送，跟对方的杯子轻轻地碰了一下，发出了一声很清脆的“叮”的声响。然后，她把杯子送到嘴边，将那杯有点涩、带着凉意的液体，一口喝了下去。

没有人发现她刚才那瞬间的不对劲。

她重新坐了下来，将空空的酒杯放在桌上，感觉自己的后背，已经渗出了一层又湿又黏的冷汗。

所有的热闹，所有的喧嚣，终于都落下了幕布。

回到酒店的房间，杜致礼感觉自己像是去打了一场仗，一场让她筋疲力尽的仗。

她脱下那件华丽但是束缚人的晚礼服，换上了一身舒服的棉质睡袍。她连脸上的妆都顾不上卸，就只想找个地方，安安静安静静地待着。

杨振宁还很兴奋，他还在不停地跟她讨论着晚宴上发生的那些有趣的事，说谁谁谁讲了个什么笑话，谁谁谁的夫人穿了件什么样的裙子。

杜致礼只是微笑着，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他。终于，丈夫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睡着了，呼吸声很平稳。

整个世界，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

杜致礼一个人，踮着脚，悄悄地走到了窗户边上。她伸手，拉开了那层厚重的、天鹅绒的窗帘。外面的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下了。

安安静静的雪景，在酒店外面昏黄的路灯光照耀下，显得特别温柔，也特别孤单。

她又一次地，从那个小小的手袋里，拿出了那封信。

这一次，她没有只是看着那个白色的信封发呆。她缓缓地，将里面的信纸，抽了出来。

她展开信纸，借着窗外透进来的那点微弱的光，看着上面自己亲手写下的一行一行的字。

“父亲亲鉴：

女儿致礼叩禀。

见字如晤。一别数年，不知父亲身体是否康健？冬日渐寒，旧疾可有复发？请千万保重。

今日来信，是想告知父亲一桩喜事。

女儿的丈夫振宁，因其在物理学上的发现，荣获了本年度的诺贝尔奖。

此刻，我们正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接受这份荣耀。全世界都在为他喝彩，女儿亦与有荣焉。父亲若能得知，想必也会为他高兴吧……”

她在信里，告诉父亲，振宁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他是一个多么纯粹、多么了不起的科学家。

她在信里，问候父亲的身体，一遍又一遍地嘱咐他，天冷了要多加衣服。

她在信里，描述着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告诉他自己一切都很好，请他千万不要挂念。

信上的每一个字，都是她想了很久，改了又改才写下来的。

每一个字，都浸满了她那说不出口的思念，那份想要分享的骄傲，还有那份压在心底的、沉甸甸的担忧。

每一个字，也都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一下，狠狠地敲在她的心上。

她压抑了一整天、一整晚，那像山一样沉重的情绪，就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深夜里，终于彻底地爆发了。

她不再是那个需要时时刻刻保持微笑、端庄得体的“杨夫人”。

在这一刻，她只是杜聿明的女儿，一个思念着被关在监牢里的父亲的、什么也做不了的、无助的女儿。

眼泪，没有任何预兆地，一颗，一颗，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从她的眼眶里滚落下来。

她害怕会吵醒旁边房间里熟睡的丈夫，就用手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不敢让自己发出一丁点儿的声音。

可是，那眼泪，却像是开了闸的洪水，怎么也止不住，怎么也关不上。

那些没有声音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到她的下巴，最后，一滴一滴地，落在了那封永远也寄不出去的信上。

那泪水，将那些娟秀的字迹，一点，一点地，晕染开来，变得模糊不清。

08

天快亮的时候，窗外的天色，透出了一点点灰白。

杨振宁在睡梦中，下意识地翻了个身。

他习惯性地伸出手臂，想去抱睡在身边的妻子，却摸了个空。他摸到的，只有一片冰凉的床单。

他猛地睁开了眼睛，发现身边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他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坐了起来，借着微弱的光，在房间里扫了一圈。房间里很安静，只有他自己的呼吸声。他试着轻声叫了两句：“致礼？致礼？”

房间里没有人回答他。

他心里涌起了一股说不出的不安，连忙掀开被子，走下了床。

然后，他看到了。就在窗户边上，有一个蜷缩着的身影。

杜致礼就坐在窗边那张单人沙发上，身上还穿着那件睡袍。

她把自己的身体，缩成了一团，头深深地埋在双膝之间。

她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渺小，也特别脆弱，好像轻轻一碰，就会碎掉一样。

在她脚边的地毯上，散落着几张纸。那些纸，已经被泪水浸透了，又被风干了，变得皱巴巴的，上面的字迹也已经模糊不清了。

杨振宁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疼得他吸了一口冷气。

就在看到那一幕的一瞬间，他什么都明白了。这两天，妻子的所有不对劲，所有那些看起来完美的、却总觉得有点假的笑容，都有了答案。

他没有开口说话，也没有走过去问那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他知道，有些痛苦，是没办法用语言去安慰，也没办法用语言去分担的。

他只是放轻了自己的脚步，一点声音都没有地，缓缓地，走到了她的身后。

然后，他弯下腰，从妻子的身后，伸出了自己的双臂。他轻轻地，却又无比坚定地，抱住了她。

感觉到身后突然传来的温暖，杜致礼那一直僵硬着的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她缓缓地，抬起了头，露出一张满是泪痕的、苍白又憔悴的脸。

当她看到丈夫眼睛里那满满的心疼和理解时，那双已经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里，又一次地，涌出了新的泪水。

杨振宁还是没有说话，他只是把妻子抱得更紧了一些。

这个没有一句话的拥抱，胜过了所有的语言。

他也许没办法完完全全地分担她心里那种像是要把人撕裂开的、关于国家和家庭的痛苦，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身体的温度，无声地告诉了她：

我在这里，我明白，我陪着你一起承担。

09

离开斯德哥尔摩的那一天，是个大晴天。

机场里，还是有记者赶来送行。杜致礼站在丈夫的身边，脸上又挂上了那抹大家都很熟悉的、温婉的微笑。

只是这一次，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她的眼睛，还有一点点没有完全消退的红肿。

在准备登机之前，她将那封已经被泪水浸透又风干了的信，小心翼翼地，折得整整齐齐，重新放回了那个小手袋最里面的、最隐蔽的那个夹层里。

飞机起飞了，冲上了云霄，把那个给了他们至高无上荣耀的城市，远远地、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杜致礼靠在小小的飞机窗户边上，看着窗户外边那像棉花糖一样的、一大片一大片的云海。她的眼神里，多了一丝平静和坚韧，那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才有的眼神。

斯德哥尔摩的荣光，已经变成了过去。而父亲，是她这一辈子，都要背负在身上的、最沉重的一份牵挂。

她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她还是需要用微笑，去面对这个有时候很美好、有时候又很复杂的世界。

但是，从那一夜之后，她的微笑里，不再仅仅是完美的、给别人看的伪装。那微笑里，还增加了一份被泪水洗过之后的、真正的力量。

她会带着这份荣耀，也会带着这份牵挂，继续走向那充满了未知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