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8.18”庆祝文化大革命盛会，是红卫兵运动的光辉顶点

红卫兵产生于校园的结社，老一代革命家在上海的秘密建党、在湖南的秘密会议，都给他们留下史诗般的印象，他们也愿意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开创天翻地覆的事业。红卫兵得到首肯，大踏步地登上政治舞台，他们还需要进一步充当更重要的角色。而“8·18”正是他们梦幻的最完美的体现。

那是一个何等排山倒海、气壮山河的场面啊！红色的海洋、绿色的海洋，直冲九霄的呼喊，泪水滚滚的激动，期望着涤荡一切的 狂热，积蓄已久愿尽快释放的躁动……凡见过这一场面的人，都会感叹那一代青年人的政治热情，那是宗教都无法比拟的。人们在电视中见到过中东国家的朝圣，见到过许多种膜拜，那都是静悄悄的虔诚，而何曾能释放如此的能量？那狂热连当下的伊朗人抬着他们最高领袖的画像上街反美都不可以与之比拟。天安门广场狂热而雄壮的气势，堪称史无前例。

“8·18”盛会并非蓄谋已久，它的突然出现不过仅仅几天的时间，那效率在当下这个年代都是很快的。

从1966年8月8日《十六条》发表后，各地学生纷纷向北京聚拢，如滚雪球般的一发而不可收。

到8月15日，北京城已经云集了数十万名外地学生。北大、清华等大专院校乃至王府井、西单等繁华街道，外地学生随处可见。

8月16日，北京工人体育场红旗飘扬，人声鼎沸，来自西安的学生与天津、兰州等地的学生兴奋地坐在木板条钉成的长凳上。

一时间，造反歌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直冲云霄。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代表党中央接见外地来京学生，做了题为“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讲话。讲话肯定了学生们的行动，他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整个体育场沸腾了，掌声冲天，欢声雷动，千万个学生激动得又蹦又跳，喊哑了嗓子。他们幼稚的心灵发出真诚的感谢与激 动，因为他们终于从党中央听到了对自己行动的肯定。右派学生、游鱼的帽子早已随着那浓重的福建口音飞到九霄云外了。幼稚但不失聪明的大中学生们朦胧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革命与反革命，正确与错误的分水岭或者说判断的标准不在于你干了什么，而在于你的立场，你站在哪一条线上。

北大、清华是外地学生最集中的地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让他们大开眼界；排山倒海的批斗会令他们意气风发。看看那些在台上低头弯腰，瑟瑟发抖的黑帮、当权派，有的学生难免要动恻隐之心，但是一想到就是这些可怜兮兮的人，曾经是那么专横、一意孤行地压制群众；又那么阴险地把天真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用毕业分配威胁学生；就又觉得他们是罪有应得。

文革期间的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黎钢说：“如果不是毛主席撤走工作组，那我们真是危险了。扣你一顶右派学生的帽子，发到边远山区，一辈子就完了。所以，我们当时是真心实意地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工作组恨到家了，如果不把他们批倒批臭，中国又将多出多少右派分子啊？”

文革中在一所军事院校读书的女学生鲍冬妮后来回忆道：“我觉得那时的狂热没什么神秘的。我们一批学生面临着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的下场，面临着受批斗受凌辱，面临着永生永世不能摘掉帽子并株连九族。而毛主席的一句话，‘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把很多人救了，而他老人家这句话是很得人心的！”

从大字报中开了眼，在批判会上开了心之后，外地来京学生们的兴趣与注意力逐渐集中在“取经”上。回到自己的学校，如何使北大、清华的大好形势成为自己学校的局面呢？

学生们又从北大、清华所在的海淀区跑到西安门国务院群众接待站聚集。他们说不清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是七嘴八舌地向 接待人员诉说、反映本单位的领导如何压制文化大革命，其急切的心态、语调，仿佛接待人员能直接把他们的情况汇报给毛泽东。

殊不知，不要说工作人员和他们一样，也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无缘进入中南海；更直接的，工作人员是从没出过远门的北京人，对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胞们的南腔北调理解能力甚差，压根就没听清学生们在说什么。后来，学生们也认识到按常规办事效率不佳，他们把千言万语汇成一声高叫：我们要见毛主席！

在工人体育场受到鼓舞的学生们，从16日傍晚开始，直到17日傍晚，整整一天一夜，不时在群众接待站发出“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呼喊，特别是晚7时，呼喊声尤为洪亮整齐，他们希望8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中南海西门与群众见面的神话能够再次出现。

神话没有再现，却传出了神话般的消息：

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接见外地来京的学生！聚集在西安门国务院接待站的学生询问工作人员，希望得到证实，回答是：“不知道。”学生们急忙返回住地——高等院校。确有其事！各高校名额已经分配下来，人员由当时掌权的校文革领导小组决定。外地来京的学生基本上都编入他们所住学校参加接见的学生行列中。

不知道毛泽东本人酝酿了多久，但从他宣布要大规模接见红卫兵到付诸实施，只用了一天时间。而具体到各个学校，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也许是由于刚刚尝到掌握权力的滋味儿的造反派们身上还没来得及滋生官僚主义作风，审查参加接见人选时，也顾不上翻档案，只要是一块儿造反的就能去。对外地学生，问一下观点，回答是反工作组、反校党委，就通过。事实上，8月18日以前来京串联的外地师生，绝大多数也真的是反工作组、校党委的造反派。

对北京学生参加接见的要求不同于对外地学生。即使是保工作组的红卫兵，只要是红五类，特别是干部、军人(时称革干、革军）子弟，也全部通过，这就是所谓革命不分先后。

天安门，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位于北京市区中心。1966年的8月18日，毛泽东要在这里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绝对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

8月18日这个普通的日子，将因此载入史册。

凌晨一点，心潮澎湃的学生大军开进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被安排在广场中央最前方。他们自豪地高举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模型，以点燃文化大革命第一颗火种的造反英雄的身份，接受四面八方投来的羡慕敬佩的目光和亲切的问候，等待着支持他们造反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

北京大学的两侧，及离天安门较近的前排是来自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师生。北京的大中学生站满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

数万名臂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尤其引人注目。建国十七年，人们第一次看到，民间组织如此招摇过市，并被称赞为“英姿勃勃，生龙活虎”(《人民日报》8月19日头版头条）。

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以往是劳动模范、基层党政军干部中的先进分子陪同领导人接见游行大军的地方，今天也站满了红卫兵代表。

更荣幸的是，1500名红卫兵代表被允许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主席一起检阅游行队伍。

8月1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接见：

今天清晨5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身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

这身军装意味深长。美联社、塔斯社敏感地领悟到：毛泽东绝对拥有军队。毛泽东身边跟着一位瘦小精悍的女兵，那是中国百姓们几日内猜测评说的人物。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位女兵一定是哪个显赫人物的女儿，而对她的羡慕则是不言而喻的。能有资格在一位神化般的人物身边；那是何等幸福！

毛泽东魁梧的身躯更衬托出他不凡的气魄，他迈着稳重的步子，走到城楼东侧和西侧。他不时摘下军帽，向欢呼的人群挥动。他身后的紫禁城此刻都显得渺小起来，摄影师抓拍的这一镜头成为文革最流行的宣传画，这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做了最生动的说明。

在当天，最有资格“紧跟”毛泽东的只有林彪。他作为“跟得最紧用得最活”的接班人首次亮相。他骨子里信奉“克己复礼”，他并没有因为初当“副统帅”而显得过于兴奋。

“8·18”天安门城楼上的林彪，能够有着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地位，因为他在宣传毛泽东著作方面也确实动了一番脑子，大家都学，而偏偏他能学出一整套理论来。他的“四个第一”、“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他的“在毛主席这棵大树下乘凉”，他的“宰相肚里能撑船，毛主席肚里能开飞机”，他的把毛泽东厚厚的雄文四卷变为亿万人能朗朗上口的语录，都表明了他在这方面心计的过人之处。

所以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林彪就是一个跟得最紧、学得最活、用得最好的人。他在“8·18”这一天成为离毛泽东最近的人物，他在城楼上没有得意忘形，他手拿红宝书，面带微笑，以极为谦恭的态度对待眼前的毛泽东。红卫兵对林彪的崇拜也从这一天起大大地升温了。

天安门城楼上另一个变化最大的人物则是刘少奇，本来已白发苍苍的共和国主席显得更加苍老了。以往“五·一”和国庆节，都是他和毛泽东在城楼中央亲切交谈，而这一次他在党内的排名已位居第8名，他沉默寡言，无可奈何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

他在党的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论断，也有人考证出早在1940年刘少奇便有这种提法，他在七年前接替毛泽东国家主席的地位，接着他又到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在回答外国人的提问时仍把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但他们已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讲出了成绩不是主要的，造成国家经济困难主要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当场给予反驳。直到“四清”，他们的矛盾终于公开化，在全党会议上发生争执。

而六十年代初发生的赫鲁晓夫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件，无疑大大增加了毛泽东的警惕。他在一系列讲话中，总是念念不忘赫鲁晓夫，自然也在寻找着中国的赫鲁晓夫。

文革很大程度就是要解决中央领导权和接班人的问题，刘少奇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讲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竟是他自己。

其实，就坚持正统的社会主义乃至阶级斗争来看，刘少奇并不比毛泽东逊色。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批评彭德怀。在社教运动中，他提出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连毛泽东都评价为形左实右。他认认真真甚至有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的学说，怎么会有心乃至有勇气反毛泽东呢？

十三天以前，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使矛盾在党内完全公开化，而刘少奇还在反复思索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显得心事重重，神情木然地看着广场上对毛泽东无限崇拜的红卫兵。他知道自己无力抗争，他只能回家对妻子王光美讲：“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个政治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未来和历史时，已说明他对现实的无奈。

天空大放光亮后，气宇轩昂的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向着毛泽东跳跃着，欢呼着，拍着千无数人的巴掌拍红了，无数人流下了幸福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广场上，万众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震荡着北京的天空。

毛泽东从群众中返回天安门城楼，会见红卫兵代表。7时16分，第一批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40名师生受到接见。毛泽东 和革命师生一一握手，师生们则以“毛主席好”、“毛主席万岁”向面前这位人间的神圣致敬。

被指定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并发表谈话。聂元梓说：“我们最最怀念毛主席的时候，正是我们和陆平、彭佩云等反革命黑帮斗争最艰巨的时候。在那乌云遮天，黑暗透顶的日子里，唯有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每当我们想到毛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浑身有了最坚强的力量。”

大字报的作者之一——杨克明说：“过去，我们做梦都在想念毛主席，是陆平等反革命黑帮不让我们见到毛主席，不让毛主席听到北大革命群众的声音。想到这一切，我们满腔怒火！但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黑帮们是挡不住的。我们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我们要永远革命彻底革命！”

清华大学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红卫兵骆小海等人与毛泽东握手。毛泽东问他们：“你们是哪儿的？”他们自豪地回答：“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们要永远造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反I”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臂章。毛泽东和她握手。毛泽东问这位女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宋彬彬激动得颤抖了，她说出了名字。毛泽东向来不赞同文弱，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著作中，就认为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他也教诲这位青年：“要武嘛。”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成为红卫兵们冲上街头殴打众多无辜者的口实，这恐怕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

清华附中学生周春晓，看到毛泽东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 并听到康生说：“毛主席也参加红卫兵了！”周春晓跳起来，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红卫兵”原本只是一个中学生写小字报时用的笔名。1966年5月29日晚，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十多年后以小说《黑骏马》、 《北方的河》享誉文坛的作家）等7名同学来到圆明园遗址，他们用幼稚的头脑考虑不属于他们考虑的政治风云，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左派，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他们要造校党支部的反。学校领导宣布：如果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他们感到心情沉重，缺少力量，需要组织起来自救，争取更多的同学的支持。采用笔名的另一个用意是：不暴露真实姓名，让学校领导弄不清是谁，有多少人。几个人决定，再写大字报、小字报就用同一个笔名，于是张承志用过的“红卫兵”被提出来，并获通过。

红，喻红色政权、毛主席党中央。红卫兵就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

8月18日上午7点30分，广场响起《东方红》乐曲。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开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全场万众欢腾，无数只手举着红色《毛主席语录》向着天安门挥动。毛泽东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为什么要八次接见红卫兵、各地来京的师生、群众？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这里不妨抄录几段当事人的心里话，作一注脚。

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红卫兵王战胜、毛锋说：“今后一定要好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当闯将！”

空军某部飞行中队长申广顺，8月18日早晨站在天安门的石桥前，亲眼见到毛主席就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向他和他的战友 挥手，他写道：“这时，千万种感想涌上我的心头。多少年啊多少年！ 我朝思暮想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幸福，哪一桩、哪一件不是由于有了您老人家的正确领导！”

解放军某部政治部袁厚春、顾正福挥笔作诗：毛主席啊!我们手中的枪是您发给，是您把我们来武装。这一套军装啊，包含着您给的多少信任，多少希望！

195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而1966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刘少奇。

林彪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强调：“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让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

“毛主席万岁”成为1966年中国大地上的最强音。

毛泽东拥有整整几亿民众的个人崇拜。在文革前一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就承认中国有“个人崇拜”，并认为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后来，文革进行了四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再次向斯诺谈到要有个人崇拜，并风趣地对斯诺说，如果你的书没人看你也不高兴吧？毛泽东在这方面是豁达而开诚布公的。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批准”红卫兵。

8月2日晚，矿院附中学生杨继平(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之子）打电话给清华附中另一红卫兵，说：“我听父亲讲，毛主席对清华附中的大字报，有个批示，是支持你们的！”

通过中国小道消息的主渠道，清华附中红卫兵知道自己有了坚如磐石的靠山，其激动心情可以想见。很快，小道消息得到证实。 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清华附中红卫兵，出示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中的一份——《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

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虽然，毛泽东的信中还要求红卫兵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要解放全人类。但红卫兵的关注只在毛主席支持红卫兵上。

清华附中红卫兵秦晓鹰回忆说：“那时，就连主席送几个水果都不得了，何况是一封真真切切的支持信呢。我们都被这巨大的喜悦陶醉了。欢呼、跳跃、歌唱、泪水、鼻涕、蹦高、拥抢、打滚，全校、全市，很快是全国都传遍了毛主席给我们的信，给全体红卫兵的信。记得那几个晚上，我们清华附中的各个教室楼道都听得见这样的歌声：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身上都洒满了你的阳光。”

8月18日的庆祝文化大革命盛会，是红卫兵运动的光辉顶点。空前的盛况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大地出现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它的最高统帅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

从那一天起，红卫兵从地下走向公开，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以个人崇拜为重要特色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冲击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极端的狂热向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宣战，向自己的父兄姐妹宣战，向共和国的开国功臣宣战，向前朝遗民宣战……

当时的副统帅林彪在大会上鼓动说：“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 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圣旨在手，第二天红卫兵小将们便杀出学校，拉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幕。

从某种意义上讲，8.18标志红卫兵在北京取得胜利。冲出北京，让红卫兵的战旗飘扬在祖国大地，让造反精神在七亿神州生根 开花就成为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