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名换姓的纳粹们谈谈理性和极端：我们为什么不被允许愤怒？

1960年5月，阿根廷一个叫里卡多·克莱门特的普通工人，下班路上被绑进一辆车。9天后，他站在以色列法庭上，身份揭晓：纳粹战犯艾希曼。这场“正义绑架”被西方媒体捧为传奇，但换个角度想：为什么以色列能全球追凶，而其他国家的愤怒却被贴上“极端”标签？今天的世界，谁有资格复仇，谁只能“理性”挨打？

摩萨德特工绑架艾希曼的故事，在好莱坞电影里是英雄剧本，但若把主角换成巴勒斯坦人追捕以色列战犯，恐怕立刻变成“恐怖主义”。这种双标像超市打折——西方货架上的仇恨叫“正义”，非西方货架上的愤怒叫“危险品”。更讽刺的是，某些知识分子一边为摩萨德鼓掌，一边教育发展中国家：“要以德报怨，别学他们搞极端。”

看看加沙：1.3万儿童死亡的数据，抵得上四年全球冲突儿童伤亡总和。美国公务员乔希·保罗为此辞职，他在国务院干了11年，却无法接受政府“给以色列递刀”。但同一批对乌克兰流泪的西方媒体，对加沙惨剧的报道像在念超市小票。普通人的反应更真实：TikTok上巴勒斯坦儿童废墟里找玩具的视频，点赞是CNN报道的百倍。群众用脚投票，揭穿了“文明叙事”的底裤。

有人辩称：“以色列是二战受害者，有权自卫。”但受害者特权难道能继承？按这逻辑，蒙古人该为成吉思汗向欧亚各国索赔。更吊诡的是，德国总理勃兰特曾在华沙下跪忏悔，而日本政客仍参拜靖国神社——但批评以色列的声音，反而比批评日本少得多。所谓“国际规则”，不过是“赢家菜单”：主菜叫复仇，配菜叫反思，但餐具只发给特定客人。

反转来了：西方左派突然开始批评以色列。哈佛学生联名谴责轰炸加沙，纽约艺术家用血红色油漆涂鸦国会台阶。这些“白左”曾是人权斗士，现在却因挺巴被骂“反犹”。更魔幻的是，中国某些公知集体失声——他们过去能把美国枪击案解读成“自由代价”，如今面对加沙却像被掐住喉咙的鹦鹉。原来“独立思考”也有GPS，自动避开某些坐标。

表面看，巴以暂时停火，但真正的危机才刚开始。TikTok的算法正在瓦解西方叙事霸权，Z世代用短视频投票，把“反战”标签从乌克兰专属变成全球通用。但新障碍出现了：美国国会火速通过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出售TikTok。当年轻人开始用手机镜头拆穿皇帝的新衣，老爷们的第一反应是——没收镜子。

某些人总教导我们：“愤怒不体面，要学西方理性。”可惜他们没说完下半句——体面是俱乐部门槛，而会员卡早发当摩萨德绑架嫌犯时，这叫“正义执行”；当发展中国家想审判战犯，就成了“破坏稳定”。这套逻辑像二手烟，吸多了真以为呛人是香的。最“文明”的暴力，永远是别人的暴力。

如果“复仇权”需要执照，请问发证机构是不是设在华盛顿？当西方把艾希曼审判拍成电影《正义骑士》，却把哈马斯反抗剪成《恐怖档案》，这算不算奥斯卡级双标？欢迎评论区留言：你觉得谁有资格愤怒？（温馨提示：骂美国可能被封号，骂俄罗斯奖励流量，请理性选择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