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共和国历史上的战俘

在我国的共和国历史上，曾涌现出一群独特的群体，他们勇往直前，投身于共和国的创立之中，在保卫家园、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以及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战场上，他们英勇无畏，英勇作战。众多勇士浴血奋战，然战场失意，不幸沦为囚徒，身心俱受重创。出狱之际，却未得公正之待遇，饱受冤屈之苦。在这群人中，相当大比例的成员是共和国的英雄，他们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与追念。

他们，是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国内外战场中被俘的我军将士。总计人数达2.8万余人。

一、金门战役

金门战役，亦被台湾方面誉为古宁头战役、古宁头大捷或金门保卫战。这场战役的硝烟弥漫于1950年10月24日至27日之间。

金门战役

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第28军派出三个团作为先锋梯队，乘坐木帆船对金门岛发起了猛攻，并顺利实现了抢滩登陆。因对潮汐之变化缺乏了解，所有船舶均不幸搁浅。晨曦微露，国民党军队的飞机、战舰、火炮及坦克，以燃烧弹猛烈轰炸，致使几乎所有船只均被焚毁。结果，首波进攻的近三百艘登陆艇无一能够返回。

26日凌晨，解放军在246团团长孙云秀的带领下，该团派出两个连，同时第85师也派遣了两个连协同行动，分别在湖尾和古宁头实施登陆。然而，此举遭遇了国军第18军的猛烈反击。至深夜时分，我军弹药粮草均已告罄，于海边成功实施突围。然而，1300余勇士却困顿于古宁头北部的断崖沙滩。鉴于敌方已将船只悉数炸毁，后续的第二梯队亦无法成功登陆。最终，这场战役以我军的失利告终。

在这场激战中，我解放军战士英勇无畏，共击溃敌军9000余人。歼灭敌3000，伤6000。登陆部队彰显出无惧无畏的英勇气概，以及视死如归的崇高牺牲精神。他们那革命性的品格与辉煌的业绩，实乃后人应当永远赞颂的楷模。三个半团官兵9086人登岛。350人（含船工、民夫等）全军将士尽皆壮烈捐躯。在此次战役中，13位团级指挥官以及36位营级将领，无一幸免，要么英勇牺牲，要么不幸被俘。而登陆岛屿的战士们，亦有5175人落入敌手。（据国民党军方记录，被俘人员名单详尽，包含具体军别与姓名，总计达7364名。），50多人失踪。最后一名落网的，乃253团的团长徐博。他匿迹于邻近的山洞之中，直至1950年1月方被逮捕。

在金门战役落幕之际，1950年7月26日的午后，10兵团29军第86师258营的二营营长鲍成，率领着一个加强营，共计700余人，发起了对大担岛的攻势。因准备不周，进攻遭遇挫败，岛上驻军伤亡惨重，共计300余人阵亡，其中营长鲍成等252人不幸被俘。

对敌情判断失误，情报信息存在偏差，部队间协同作战能力有待加强，对渡海登陆作战中潮汐变化等特殊情况和挑战认识不足，船只准备不周全，以及空中支援的缺失等方面。

金门战役的失利之后，台湾当局对那些在解放战争中沦为解放军俘虏的“解放战士”，尤其是那些28军入闽后不幸被俘的士兵，以及部分年轻俘虏被编入金门守军。其余的俘虏则主要被送往台中干城营房和东海岸的绿岛“新生营”接受所谓的“新生训练”，还有一部分直接被运送至高雄，用以补充国民党军队的第49师。于“新生营”内推行“新生训练”，实则进行审查与甄别。对于这些战俘，台湾当局向他们提供了两种选择——“愿意留下”抑或“愿意离开”。然而，这一选择的实施范围究竟有多广，是否能够真正代表战俘们的真实意愿，具体细节尚未明确。

在这些被俘者中，意志坚定不移的党员干部、身负伤痛的同志以及那些坚定选择回归的俘虏，自1950年3月起，台湾当局先后于同年7月与10月，分三个批次，借助渔船将他们遣返至大陆。尤其是7月18日的一次遣返行动，规模最为庞大，共有529人。总计，通过这些遣返行动，共有915人重返大陆。

为妥善接纳这些战俘，解放军先后在杭州与福州两地设立了归俘集训队。在对战俘的处理过程中，915名俘虏中，仅有两人得以保留党籍，另一人则保留了军籍，而绝大多数人则带着失落的心情返回故里。其中，部分人被判处有期徒刑，而有些人甚至遭受了军法的严厉惩处。例如，253团3营的营长等人便受到了相应的制裁。

历经十年的文革动荡，那些被剥夺党籍、团籍乃至军籍，被迫返回大陆的战俘，其境遇愈发困苦，普遍遭受了残酷的批斗与无情的羞辱。

1980年9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志愿军归国被俘人员的有关事宜进行了细致的复查与处理。随后，对金门岛上被俘人员的复查工作亦随即展开。对那些曾经遭受不公正处理的个案，均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平反，并切实执行了相关政策。对于被判处死刑的个案，维持了原判；而对于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复查后，分别作出了维持原判、免予起诉并恢复其军籍的决定；而对于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一律撤销原判，并恢复其党籍和军籍；其他所有涉及的相关处分也一并撤销，对复转和资遣的人员，补发了相应的复转费用。

二、抗美援朝

自1950年10月25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于抗美援朝的烽火之中，直至1953年7月27日战争画上句号。在这近三年的激战中，我志愿军40个军英勇奔赴朝鲜战场，百万雄师在狭窄的半岛地形上与拥有强大火力优势的美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面对缺乏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严峻形势，以及后勤保障的极大困难，我军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实属来之不易。

在战俘问题上，美军及南朝鲜军队共有约五万人被俘，其中美军俘虏数量约为九千余人。而我志愿军被俘人员数量大约在两万两千人左右。

依据美方所提出的自愿遣返原则，中美两国经过协商，最终达成了共识。战俘们有权自主选择重返大陆或前往台湾，确保其选择过程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结果揭晓，在所有战俘中，6673人（占比30.55%）选择了回归故土，而14235人（占比65.18%）选择了赴台湾，此外，还有931人选择了前往印度及其他国家定居。

1953年8月，逾6000名归国的志愿军战俘们，历经艰辛终于踏上故土，他们的归宿地定在辽宁省昌图县金家镇的归国人员接待处。

中央对归国人员的安置工作，确立了二十字的工作方针：热情关爱，细致引导，查明实情，谨慎处理，妥善安置。同时，对所有被俘人员进行分类：对于坚守信念、拒不屈服者，予以认可与表彰，这些人曾为国家作出贡献，将恢复其党籍、团籍及军籍；对于曾动摇或犯有轻微过失者，承认其被俘前所拥有的军籍，但将被开除党籍或团籍；而对于叛变投敌者，则一律开除其党籍、军籍及团籍。

1954年6月，战俘审查工作告一段落。鉴于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对战俘的处理显得尤为严厉。许多战俘不幸遭受了不公的对待，而这一现象在文革期间尤为严重。

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数十年志愿军战俘坚持不懈的申诉，198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共同批准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中发[1980]74号文本政策明确了恢复相关人员党籍、军籍以及安置事宜的详细规定，从而保障了志愿军战俘享有与复员军人等相应的待遇。

文件“前言”中写道：“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该文件明确指出：鉴于对相关问题未进行充分细致的分析，过分强调了其重要性，导致结论的定性偏高，处理措施过于严厉。本文件秉持中央对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宜简不宜繁、适度宽宥的原则，明确了恢复党籍、军籍及安置工作的相关政策。该文件的执行，赢得了广大志愿军战俘的衷心支持，使得那些在战场上英勇奋战、对祖国怀有深厚感情的志愿军战俘重获人格尊严、公民权利，并享受到了退役军人的待遇。

1989年1月3日，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及总政治部联合发布《关于处理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事宜的意见》。（本意见于1988年11月16日正式制定，并于次年1月3日对外公布）。意见说：“在战斗中沦为俘虏的我国人员，其身份与普通台胞或在台国民党老兵有所区别。他们热切期望能够返回大陆安家。在详细介绍了大陆的生活状况及其他相关信息后，若他们依然坚持回大陆定居的意愿，原则上应予以批准，并确保其得到妥善安置。此外，意见中还指出，对于获准定居的被俘去台人员，其政治历史将不予审查，也不予追究；对于那些在定居后确实面临生活困难的个体，将由当地的民政部门参照我国军队被俘归来人员及战争时期退役老兵现有的生活补助标准，予以适当的经济援助。这些补助资金将由地方财政负责解决。至此，对于在金门战役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被送往台湾而后返回内地的战俘，我们终于有了明确的规定。

三、中印战争

中印战争通常被称作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该战役发生于1962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西藏及新疆边防部队，针对擅自侵入我国领土的印度军队，在边境地带开展了自卫性的反击行动。而印度方面则将此事件称为瓦弄之战。瓦龙战役。

中印冲突由两场关键战役构成。首场战役于10月20日至28日展开，主要战事集中在东部战线。（西藏方向）克节朗，亦称克节朗战役。此役自11月16日拉开序幕，至21日落下帷幕。战役主要由瓦弄地区的反击战、西山口至邦迪拉的激战，以及班公洛地区的反击战等关键战斗构成。

在中印冲突中，我军起初的战略目标为全歼印军的一个营级单位。然而，通过对敌方态势的深入研究和分析，这一目标被调整为彻底消灭对方的一支精锐王牌旅。鉴于克节朗地区敌军部署存在前重后轻、翼侧暴露的弱点，我军精心策划了作战方案，采取两翼齐攻、侧翼迂回、分割包围、逐一击破的策略，以确保战斗的胜利。

10月20日凌晨5时14分，我军在克节朗西南地域，对沉睡中的印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在强大攻势的冲击下，印军阵地瞬间陷入混乱，各部队间联络中断。短短不到5小时的激战，印军第7旅便完全溃败，部队编制遭受重创。

在历时一个月的中印冲突中，我国边防部队以3万余人之力，重挫印军，使对方精心策划多年的“前进政策”成为泡影，并成功收回所有争议土地。据战后统计，我军共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及以下4885人，另有1047人受伤；而我军牺牲722人，负伤697人。中印两军阵亡比为1比6.8。我军参战人数达3万之众。当时报道指出，无一人员被俘。印军方面，解放军成功俘虏了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及其麾下3968名官兵。（其中校官26名），中印两军战俘比例竟高达令人震惊的0:3968人。然而，38年后的调查揭示，我国军队在战事中有两名士兵不幸沦为战俘。

在中印冲突中，我军迅速赢得了胜利，战俘寥寥无几。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我军丰富的作战经验，以及形成的完备且独具特色的战术体系。我们的战法灵活多变，擅长运用穿插、分割等运动战法，令敌人疲于应付。此外，我军在后勤补给和装备方面对印军早有充分准备，因而拥有显著的优势。

在战场交锋中，被动撤退往往成为最易导致战士沦为俘囚的关键时刻。遵照中央军委的指令，部队暂停追击行动。在此过程中，各部队相互支援，紧密协同，尽管遭遇印军炮火的干扰，但依然成功规避了被敌方俘虏的风险。

在这场历时一个月的中印冲突中，我国军队的核心行动词是“追”，无论是处于准备追击的状态，还是在追击的途中，俘虏的几率都极低。然而，这微乎其微的几率并非全然不存在。38年后的2000年，在印度的兰契市一所精神病院中，意外发现了两名曾在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的中国士兵。极有可能，我国将这两位士兵误列入了阵亡名单，实际上他们并未真正阵亡。加之中印双方彼此戒备，印度方面长期封锁信息，我国对此并不知情。

四、越战

自1979年2月17日起至3月16日，我国人民解放军针对越境侵犯我国领土的越南军队，展开了自卫还击作战。进入上世纪80年代，双方在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地接连发生边界摩擦，这一状况持续了整整十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越两国关系逐渐步入正轨，并最终完成了陆地边界的划定。

1979年3月5日，新华社发布声明，正式宣布对越自卫反击战已圆满实现预期目标。紧随其后，于3月16日，我国正式宣布完成撤军工作，标志着对越战争正式落下帷幕。

越战，我方派兵55万。（558952）在短短一个月内，我们便达成了反击战的既定目标。总计歼灭敌人57152名。其中，击毙敌人超过47700名，击伤敌人超过7270名，并俘虏敌人2173名。我军东西两线合计减员超过34000人，俘获敌方人员共计239名，中越战俘比例高达1:9。

在239名被俘人员中，来自50军158师448团的官兵数量尤为突出，伤亡情况亦最为惨重。该团共有219名战士被俘，另有323名英勇战士壮烈牺牲。

1979年3月5日，中央军委发布指令，正式宣布从越南撤军。各参战部队随即展开了有序的撤军行动。其中，肩负生产基建任务、未曾参战的150师，在向军部提出入境参战请求后，依循广州军区前指的部署，于3月6日抵达越南高平省扣屯地区，加入41军的战斗序列。其主要职责是保障回撤部队沿公路的安全，同时负责对越军的清剿行动。

接到命令后，150师立即集结部队。在掩护撤退部队的过程中，对尾随而来的越军实施了强有力的打击，并成功缴获了大量敌军物资。然而，448团在扣屯以西的那嘎及其以北地域遭遇越军的顽强阻击和伏击，导致第二营、第一连和第八连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此次战斗共造成219名战士被俘，332人英勇牺牲。在这场战斗中，第一连有57人被俘，第八连有44人被俘，其余伤亡人员均来自448团的各个部队。

在中越双方完成战俘交换后，我方被俘人员被分配至广州军区，接受相应的教育与审查。经过为期两年的严格审查，其中部分人员被发现存在变节嫌疑，而绝大多数战士则顺利通过了军队的审核程序。

依据1979年9月21日颁布的《关于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被俘归来人员处理办法》的规定，经严格审查，无问题的官兵得以保留在原部队服役，直至服役期满后转业或退伍。部分存在问题的士兵则被除名或剥夺军籍，而数名涉及变节行为的军人则被判处刑罚。经过军队的审查，绝大多数被俘官兵均通过了审核程序。

相较于金门战役及抗美援朝战争中战俘的处理方式，我军在越自卫反击战中对战俘的态度有了显著提升，对战俘的处理方式亦发生了显著变革。对于未表现出变节行为的官兵，均顺利通过了审查程序。这无疑标志着我军在处理被俘人员问题上的重大进步。此举实际上折射出整个社会对战俘观念的深刻转变。

面对被越军重重包围的困境，448团8连在突围无望之际，最终作出了艰难的决定，选择了下山撤退。连长与指导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众多被俘的战士，多数选择留在原部队，直至服役期满后转业或退伍。然而，部分战士返乡后遭遇了歧视，但大多数人依然过上了平静的生活，重返故乡，开启了崭新的生活篇章。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众多战士凭借辛勤的双手，实现了自己的勤劳致富梦想。

我军对战俘观念的革新，体现在对那些顽强拼搏、直至最后一刻仍英勇战斗的官兵予以人道关怀，这不仅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具体践行，同时也显著增强了我军的向心力和战斗力。

五、明辨英雄与变节者

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期，我军在金门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对被俘人员的审查及其后续再审查，以及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对待被俘人员的审查，均显现出对战俘观念的演变。直至本世纪初至第二个十年，我军对新发现的中印战争中被俘人员的热情接待，更是体现了我国军队战俘观念的与时俱进。

在金门战役、抗美援朝以及中越反击战等历史篇章中，无数意志坚定的战士在投身战场、浴血奋战之前，均展现了英勇无畏的精神，为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利益奋勇拼搏。这些英勇的战俘，堪称英雄。若是在对外战争中，他们更是国家的骄傲，他们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后人永远铭记和颂扬。对于那些在战场上背叛信念的人，我们不仅不应当予以赞誉，反而应当给予他们鄙夷和唾弃。唯有那些英勇无畏的战士和英雄，他们的生命方能流传千古，被后世所颂扬和传颂。

因此，辨识战俘中的变节者，成为了一个严肃的政治课题。对变节者的宽容，无疑是对英雄的背叛，是对英烈的亵渎，更是对中华民族的不负责任之举。

如何识别战俘中的变节分子？这一领域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更凝聚了战场上宝贵的实践经验。

美军在甄别战俘与变节者方面所采取的方法，或许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美军坚持在任何情境下都绝不容忍投降之举。至于何为投降，美军对被俘者的认定有着极其严格的准则，且必须综合考虑其被俘后的行为，方能明确其身份是因投降还是非自愿被俘。在美军眼中，投降者将被囚禁，而被俘者则被视为英雄。

确认被俘人员身份，必须同时满足作战情境及被俘状态下的四个关键条件，方可予以正式认定。在作战过程中，需满足以下四个关键条件：首先，行动必须彻底失败，且陷入无法突破的困境；其次，武器与弹药必须耗尽，且无法获得补给；再者，饮水与食物亦应告罄，且无法继续补充；最后，通讯联络必须完全中断，且无法恢复。

唯有当战场上的四项条件与被俘后的四项条件均得到满足，方可被认定为被俘人员。

美军对俘虏身份的认定颇具参考价值。据此标准，金门之战、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我军被俘人员，其中多数理应被尊称为英雄。诸如抗美援朝战俘中的原180师政委吴成德、中国人民志愿军唯一被俘的女战士杨玉华，以及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角色的原型蒋庆泉等人，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以及在被俘期间的坚贞不屈，都无愧于英雄的称号，理应受到人们的崇敬。然而，也确实存在一些叛逃者，他们给部队带来了伤害，损害了军队的声誉。

明确划分战俘中的英雄与叛徒，优待那些在战场上展现英勇的战士，赋予他们应有的英雄待遇，必将进一步激发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