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反右中的至暗时刻

当知识分子遇上反右：北大教授的至暗时刻

1957年的上半年，我国迎来了一个格外早至的春日气息。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必须准确区分与妥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议题。随后，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又发表讲话，指出共产党正筹备整风运动，并欢迎党外人士自愿参与。他强调要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坚决反对简单粗暴的处理方法。毛泽东的讲话在特定范围内传开，其开明的胸怀、轻松自如、风趣幽默的演讲风格，赢得了无数听众的敬佩，尤其是众多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春风拂面的温暖。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以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核心，旨在抵制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文件强调，此次整风运动需兼具严肃与温和，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思想教育。它应是一场恰到好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会议形式应限定在人数较少的座谈会和小组会，推崇同志间的个别谈心，而非举办大规模的批评或斗争大会。无论在座谈会、小组会中批评交流，抑或个别交谈时，都应充分鼓励批评，严格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我们不应自以为是，拒绝接受他人的意见，同时，对批评者也应倡导实事求是，进行具体分析，防止批评演变成偏颇和过激的指责。

文件资料显示，尽管整风运动倡导“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却也明确指出采取“小民主”而非“大民主”的方式进行。这一点实际上预示了整风运动最终转向反右的必然趋势。

北大教授整风鸣放

所述教授群体，系指彼时北京大学之教授及副教授阶层。据1956年6月发布的《北京大学教师工资试评意见表》所载数据，彼时北京大学教学单位中教授与副教授共计198位。

北大的整风运动始于教师群体，其方式严格遵循了中央的指导精神。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957年5月14日的记录，自4月25日起，校党委组织了约150名党内外的主要干部进行学习与讨论，旨在探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此次会议今日正式落下帷幕。在会议进程中，各小组先后召开了三至四次的小组会议，并在5月6日、7日、9日、10日、13日以及14日共举办了六次大会。在这些大会上，共有50位教授及干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们秉持“知无不言”的原则，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不足与失误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在14日的会议中，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指出，此次会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

自14日之后，学校和各系陆续举行了多次整风性质的座谈会，这一活动一直延续至6月初。然而，随后的座谈会并未如先前那般密集，原因之一或许在于，自5月19日起，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展开了热烈的鸣放活动，场面热烈非凡，令校方感到措手不及。因此，校方的关注焦点也随之转移，集中在了学生们发起的声势浩大的“5·19运动”上。

学校的机关化和衙门化倾向；在教学和科研管理中，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严重；党内宗派主义现象突出；党群关系存在隔阂等。其中，一些教授提出了较为尖锐和敏感的观点。例如，西语系的胡稼胎教授表示，如果不进行整风，中国将面临极大危险，许多农民甚至无法饱腹，若逼得他们反抗，党员的生命都将受到威胁，因此应深刻反省，切勿安于现状。党委会在学校的影响弊大于利，应考虑退出学校。化学系的傅鹰教授则认为，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对“三反”运动缺乏信心，他最反感思想改造。物理系的黄昆教授、历史系的杨人楩教授以及王铁崖教授都对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俄语系的魏荒弩教授在肃反运动中不幸被错划为胡风分子。他回忆道，系内肃反工作小组基于一些牵强附会、混淆是非的事实，将他推向了斗争的风口浪尖。在斗争过程中，他的人身自由遭到了无理侵犯。待真相水落石出，却始终未见有关部门采取妥善处理。此外，据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记载，哲学系的张岱年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公开发言，指出“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构成了压制。他严厉批评肃反运动“走向了极端”。张教授认为，中国士大夫传统中有以德抗位的优良传统，知识分子应当继承并发扬这一传统。

北京大学教授中后来被认定为右派的人数寥寥无几，这一现象部分得益于他们在公开鸣放时较为谨慎，言论尺度较为克制。即便是在言论较为激进的少数教授中，也有一部分人在之后被划为右派，这背后自然还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

1957年5月19日，北大历史系55级2班的部分学子率先在校园内张贴了首份大字报，其内容对北大团代会的代表产生方式提出了质疑，从而揭开了“5·19运动”的序幕。

……

与学生们的热情洋溢、情绪高涨形成鲜明对比，教授们展现出了冷静与审慎的姿态。生物系54级学生程光胜回忆称，在当时的鸣放期间，他与同窗赵明蓟（北大生物系教授赵以炳之子）曾造访黄昆教授、侯仁之教授、沈同教授的寓所，旨在争取这些教授对学生争取民主权利行动的支持。然而，这几位教授均对此未作明确回应。

因种种缘由，部分教授对学生的求助与请教置若罔闻，而另一些教授则转而对学生进行指责与揭露。

数学系的右派学生陈奉孝在回忆往事时提及：往昔，学生群体积极筹备同人刊物《广场》，资金捉襟见肘。陈奉孝与化学系的李燕生、张锡锟一同拜访了傅鹰先生，寻求资助。傅鹰先生表示：“我对于你们所进行的民主运动是抱以支持的，然而，你们要求党委撤离校园，我却持不同意见。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内情有着深刻了解，相较于无党委领导，党委的存在显然更为有益。”因此，傅鹰先生婉拒了他们的捐款请求。

在《人民日报》于6月8日发表反对右派的社论前夕，学校广场上举办了一场讲演活动。当时，气氛并未如后来那般紧张。在此次集会上，众多教师受邀向同学们发表讲话，其中不乏备受尊敬的物理系黄昆教授。他们主要劝诫我们停止右派活动。法律系教授龚祥瑞对我的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我的观点与他的恩师、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的见解相似，即反对权威，这是错误的。他进而敦促“二年级的物理系青年朋友们，速速觉悟”。此外，他还言道，“即便是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也难以写出如此文章”，此言令我倍感荣幸。

此次演讲会我未能出席，关于龚教授对我的批评，是同宿舍的伙伴事后告知我的。听闻此事，我既感新奇，又充满激动。在撰写大字报之际，我对于自己在思想上的定位感到迷茫。尽管自认为文章颇有见地，颇为自满，却始终未能明确其所属的体系与定位。当一位教授在众人面前提及我的文章时，我自然感到受宠若惊，更令人惊喜的是，他还把我与自己的老师相提并论！因此，次日我便邀请了两名室友，一同前往龚祥瑞教授家中求教。

坐下之后，我首先进行了自我介绍，并阐明了我的来意。我想要了解拉斯基及其事迹，以及自己的思想究竟处于何种境地，以便进行对照和借鉴。我坚信，只有明确了对象，才能作出判断，进而找准自己的前进方向。然而，龚先生对此并不认同，他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语气严肃地说道：“你已经走上了歧途，不致力于学习，不致力于学习毛泽东思想，却想要研究拉斯基的思想！你必须深刻反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言道：“龚先生，我并非必须研习拉斯基的理论，我仅是想探明我的这些见解究竟立于何方。这有助于我更深入地了解自我，而唯有洞悉自我，方能着手学习和改进。”

龚严肃地表示：“拉斯基的思想堪称保守，他持反对权威的立场，你切不可效仿。唯有毛泽东思想，才是你应当深入学习与研究的目标。”

我对龚祥瑞的回应深感不悦，便直言道：“斯大林个人掌握的权力是如此之巨，以至于他个人便能决定70%中央委员的命运，这已超出了权威与否的范畴。我的结论正是由此引发，我想要探究的是，这与拉斯基有何关联，我并非意图追随拉斯基，即便您不提及拉斯基，我也未曾听闻过这个名字。”他回应道，那么便无需了解，也无需效仿。

他转而对两位朋友继续询问：“你们俩也怀有与那位相同的学习意愿——想要学习拉斯基的理论吗？”两位朋友急忙回应：“不，我们并不认同他的立场，只是随同他一同前来的。”

我对自己的立场尚且困惑不明，却意外遭受了严厉的责骂，无奈之下，我只得起身告别。

在离别之际，龚叮嘱道：“务必深刻反省自身，否则若继续下滑，将极为危险。”

我寻访他，非为反省，而是出于对拉斯基其人的好奇，或许这加剧了他对我的不悦。果不其然，不久后，他在校委会上提出了关于我右派身份的质疑。

华炎卿，中文系54级学生，回忆道：在1957年以前，魏建功教授曾亲自为我们讲授古汉语，对我格外关照。他曾在自己的宿舍中与我深入探讨鲁迅作品，并耐心指导我的古汉语作业，这些教诲让我终身难忘。然而，1957年储安平提出“党天下”观点后，《人民日报》对他进行了批判，指责他“不学无术”。对此，我不解《光明日报》总编为何会有这样的看法。回想起1947年我在中学时期，曾订阅储安平主编的《新观察》并在学校内流传，实在难以相信他会是“不学无术”之人。于是，我向魏建功先生请教，他起初态度热情，但当我提出疑问时，他突然激动地拍案而起，严厉谴责储安平。随后，费振刚同学邀请魏先生讲解反右问题，魏先生却将我排除在外，指责我为储安平辩护。有人后来告诉我，魏先生因担心我可能是线人，不得不与我划清界限以自保。

昔日，北京大学诸多才子投身于“5·19运动”之中，教授们深感学生们未能明辨是非，担忧其结局堪忧，遂劝诫他们及早回头。数学系54级的天才学子张景中与杨路是这场运动的骨干力量，在反右运动中遭受批判，却态度坚决，让那些惜才的教授们倍感忧虑。段学复、江泽涵、程民德等教授曾与张景中促膝长谈，力劝他们悬崖勒马。教授们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人应当保持谦逊，思考问题时不可忽视历史，更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这样的独立思考并非真正的独立。然而，张景中和杨路却拒绝了教授们的劝告，仍旧坚持己见。

在笔者查阅的资料里，对于“5·19运动”中学生们所遭遇的困境，唯有西语系的几位教授表达出了同情与理解。西语系曾在5月24日组织了一场面向54级学生的小型座谈会，并在5月25日于办公楼内举办了肃反控诉会。在这两次会议中，西语系调干生周铎与顾文选分别讲述了他们在肃反运动期间遭受的逼供信、暴力拘禁的迫害经历。现场系主任冯至教授与学生们同感愤慨，他愤然说道：“这简直是伤天害理！”参与控诉会的中文系学生沈泽宜回忆道，当两位同学的控诉结束后，冯至系主任手中紧握着这两份控诉书，泪水滑落，他抬头对同学们承诺：“同学们，请相信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一定会亲手将这两份控诉书递交到毛主席手中！”然而，数日之后，冯至先生在反右批判会上却被迫忏悔，称自己上了当。

5月26日，西语系教师黄继忠携同西语系、中文系等29名学子前往清华大学进行北大宣讲，却遭遇了校方领导的干预和批评。至6月2日，在西语系举办的座谈会上，杨周翰教授与吴柱存副教授对黄继忠所带领的清华之行表达了与校方立场相悖的看法。杨周翰教授指出，黄继忠等人前往清华享有自由权利，即便示威游行亦然，为何宣传活动却遭限制？吴柱存副教授也表示，参与清华宣传的学生行事谨慎，均承诺不涉及控诉内容。然而，部分学生认为，此举是共产党模仿解放前国民党手段对待他们。一个月后，吴柱存副教授被迫对黄继忠的行为进行批判。

在时任校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的领导下，北大在反右运动中对教授们划为右派的处理尤为审慎。校领导明确要求，凡副教授及以上级别的教师被划为右派，必须提交校党委常委会进行讨论。因此，上述教授和副教授被判定为右派，其背后往往涉及多种复杂因素。

向达教授堪称北大被划为右派的一级教授中的独此一位。他不仅与历史系同窗翦伯赞教授享有同等的盛誉，更担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一职，堪称历史学界的泰山北斗。

向达教授被归入右派之列，普遍观点认为他之所以被如此定性，是因为他主张土家族应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实现自治。然而，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

在大鸣大放的时期，向先生对历史学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看法是，学界主要集中讨论了五个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以及汉民族形成问题。他感慨地认为，史学界仅在这五个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若以言语选拔人才，必导致巧舌如簧者得利；若以行为选拔人才，必导致乡愿之人得宠。他认为，当下的风气使得人们纷纷成为言不由衷的乡愿。对此，他自然难逃被冠以“右派”帽子的命运。

向达教授性情坦率而刚正不阿，颇具几分孤傲之气。在日常生活中，他常直言不讳，秉持原则而忽视个人情面，既不曲意逢迎，又时常让上级感到尴尬。图书馆系的老校友陈源蒸曾向笔者回忆起一件往事：在五十年代，向达教授曾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那时，图书馆的条件颇为简陋，为此，向达教授屡次上书请求领导给予支持，然而，他却始终未能获得预期的答复。

“这不是为了让您看，而是为了让我看看。”这一事件使得北京大学和高教部都感到相当不悦，然而在当时那个积极投身科学探索、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氛围中，却又难以对此事做出恰当的处理。

“从江隆基同志开始，到史梦兰、文重、夏自强等同志，我都曾对他们进行过指责，只是方式各异，程度轻重不一。”在历史系举行的批判向达的会议上，一位同事指出：“当与文重发生争执时，他质问：难道你不认为我有资格去台湾吗？”

“在北大宣布对向先生进行批判定性会议召开之前，江隆基校长邀请我们二人到其家中，他向相关方面（可能是市委）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请示，最终才得以打通，随后在会议上宣布了决定。”

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王铁崖教授在北大历史系与法律系分别执掌教鞭。他在历史系担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的主任，而在法律系，他则担纲国际法教研室的领导。王教授以其在 国际法领域的精湛造诣而闻名，其之所以选择在历史系任教，实因1952年院系调整之际，北京大学撤销了政治系和法律系。得益于翦伯赞先生的邀请，他得以在历史系教授国际关系史。随着法律系的重建，王教授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国际法教研室的主任，同时，他在历史系的职位也得以保留。

王铁崖教授，法学界的翘楚，同时也是民盟一员。其身份被归类为“右派”，主要源于他在鸣放时期在法学领域的言论，以及与民盟领导层的密切联系。

法学领域的讨论与反思，其根源可追溯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对法治建设的态度与所采取的措施。朱正先生在其著作《右传》中记载，1949年2月22日，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几个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一项《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六法全书》系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制定的六项基本法规的汇编，内容涵盖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

新生的政权虽已废止了旧有的法规，却迟迟未能建立起自身的法律体系。即便后来有所制定，亦因持续的政潮冲击而几近有名无实。这一状况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无法可依的境地，红头文件与领导人的临时决策往往左右一切。众多司法工作者因此失业，不得不另寻出路。在国际法等领域，由于当时与西方世界的冷战影响，更是完全被边缘化。法学界与司法界的同仁对此深感忧虑与不满。在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尤为集中，众多法学专家纷纷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王铁崖教授便是其中的一位。

在政法学界的座谈会中，王铁崖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宗派主义的体现，莫过于将政法学界一概而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本应是团结、教育、改造，然而两年前的情况却截然相反，我们并未得到团结，反遭打压；不是改造，而是遭遇了取消的命运。”他进一步阐述：“1952年北大法律系的撤销，正是教条主义学习苏联的明显例证。”王教授还提到，国际法科学在我国已经中断了七年之久，而国际私法课程几乎濒临绝迹。尽管王教授所言均为事实，但在反右运动中，这些言论却成为了典型的右派言论。

身为两系教研室主任，王铁崖教授对校园中盛行的官僚作风与行政指令有着深刻的感受。他在“鸣放”期间撰写了《肃清官风 发扬学风》一文，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学校衙门化”的现象，并号召领导者应倚重学识渊博的科学家和经验丰富的教师，依靠广泛的教师群体，大胆授权，摒弃使用行政体系及行政手段来对他们施加限制。然而，他的这些建议和批评，后来却被指责为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倡导“专家治校”与“教授治校”的观点。

鉴于王铁崖教授身为民盟一员，他与储安平及章罗联盟的联系便成为了他被打上右派标签的模糊指控。王铁崖曾为储安平的《观察》撰写文章，因而被认为与储安平的“第三条路线”思想同气连枝。在整风期间，储安平曾访问北大探望王铁崖，而储安平的错误言论问世后，王铁崖公开表示同情。然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党天下”的谬论传出，章罗联盟的女将、《文汇报》的右派浦熙修立即致电王铁崖，邀他撰写一篇从国家体制角度论证“联合政府”的文章，以维护储安平的错误观点。在王铁崖的检讨中，他坦诚地表示拒绝撰写该文，理由是自身并非专攻国家法。实际上，彼时反击右派的斗争已拉开序幕，王铁崖只是未敢公开站出来而已。

王铁崖还被指参与了所谓“钱端升小集团”的“大法学院”方案，反右中，龚祥瑞教授曾撰文揭发王铁崖、楼邦彦（时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是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右派大殿前的哼哈二将”，“钱端升想搞一个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那样的大政法学院”，而王铁崖、楼邦彦都是这个方案的积极参与者。龚祥瑞强调：“必须指出，这个‘大法学院‘方案的目的不仅仅是推翻新院系，走资本主义法学的道路。‘大法学院’不过是他们干政治的工具、武器。他们真正的方案是通过‘鸣’、‘放’或者在成立了‘大法学院’之后通过讲坛，吹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在政法界与外交界的领导。”据楼邦彦的儿子楼秉哲回忆，父亲与龚祥瑞相识甚久，“1957年以后发生了几桩令人极不愉快的事情，两人的关系也渐渐疏远。”反右“斗争开始后，他杜撰了”钱端升小集团“和”大法学院“方案，早已成为政法界的奇谈。

直言不讳的右翼言论，夹杂着恶意中伤的指控，最终证实了王铁崖教授的右派身份。在反右运动的狂潮中，他与钱端升、楼邦彦、陈体强、杨玉清、杨兆龙、端木正等法学同仁一同跌入了深不见底的困境。

张岱年，哲学系教授。

张岱年先生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据当年亲历者的追忆，这主要源于他在一次鸣放性质的座谈会上，对于“三反”与“肃反”运动中某些对知识分子造成伤害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在座谈会上，张先生的一句颇具争议的言论——“以德抗位”——引起了广泛讨论。哲学系54级校友孔繁曾如此回忆：“1957年党的整风会议上，张先生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对党内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当时，他形容自己敢于直言不讳，正是出于‘以德抗位’的勇气。”

与会者回忆称，张先生在提及“以德抗位”时，情绪显得颇为激昂，这不禁加剧了他原有的口吃症状，使得他的语气也愈发沉重。因此，张先生因“鸣放”之举而招致是非，他那一片善意的助党整风之心被误解，最终背负上了“向党夺权”的不实之冤。

他曾宣称“三反”、“五反”以及“思想改造”是对知识分子实施压迫的手段。他还对肃反运动进行了诽谤，认为其“搞糟了”。张岱年先生还持有观点，认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拥有以德服人的传统，并主张知识分子应当继承这一优良传统。

张先生与冯友兰等同仁迥异，他始终保持着“进步教授”的称号，在哲学界的“唯物”与“唯心”两大阵营中，他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行列。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身份，张先生的哲嗣张尊超回忆称，哲学系曾试图帮助张先生渡过难关。时任系总支书记的王庆淑曾向彭真汇报，强调张先生是唯物主义哲学家，并无任何历史污点，因此不应被划为右派。王庆淑还携带了张先生195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作为佐证材料。彭真遂将张先生的著作及哲学系的诉求转交给康生裁决，然而康生却断言张先生即是右派，此案因此尘埃落定。。

钱耕森回忆道：在1983年，我有幸亲耳聆听汪子嵩先生满怀歉意地回顾道：“在北大哲学系当年被划为‘右派’的过程中，张先生原本不在名单之列。然而，由于划定的‘右派’人数尚未达到既定目标，不得不补充一些人选以补足数额，这才导致张先生被列入其中。”然而，我所查阅的《宣教动态》的记载却未能证实汪子嵩先生的这一说法。根据1957年9月7日的《宣教动态》报道，北大党委已经将张岱年先生确定为右派分子，并计划在哲学系对其进一步展开批判和揭露。这一事件发生在反右运动的第二阶段初期，大多数右派分子的身份正是在此阶段被确定的。因此，北大党委在此阶段即已确定张岱年为右派分子，显然并非因为需要补足人数而做出的决定。

哲学系中，亦有一位胡稼胎教授，此公曾供职于西语系。在“鸣放”期间，胡教授曾发表过一系列颇具锋芒的言论，诸如“若不整风，我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农民生活困苦，恐将引发反抗”、“党委应退出教育领域”等。对此，西语系的教师们曾召开批判会，对胡教授的反党言论进行批判。然而，据笔者查阅的西语系右派档案资料来看，在右派定案之时，胡稼胎教授已被调至哲学系，彼时他已成为该系的右派成员。

在7月1日和7月2日举行的西语系批判会上，胡稼胎先生对自己的发言进行了阐述。他指出，他所提及的农民问题，是基于个人经历以及从报纸上获取的信息。例如，他的堂兄弟曾向他求助，而他儿子的同事在洛阳出差时目睹了农民的困苦，并聆听了经济系陈振汉先生的发言。因此，他的观点主要来源于这些零星的听闻。胡稼胎先生坦诚地表示，尽管他出身地主家庭，但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农民的同情。在14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乡村，亲身经历了农民的苦难，对此的了解远超于在座的各位。正因如此，他在会上提到了农民问题。北京大学地处中央，且已设有党员副校长，这已足够。党需要紧密依靠群众，而党委退出学校的原因在于其存在三害。若能改正这些问题，自然是有益于更多人投身工作。在学术领导方面，党员的参与固然是好事，但若无党员，只要有合适的领导即可。因此，他认为只需两名党员副校长，便能有效地在政治和思想上引领学校。

胡稼胎教授在北大教授群体中独树一帜，他提出了“党委退出学校”这一颇具争议的言论。对于自己的观点，他表达时带有一定的辩解色彩。在当时的反右运动背景下，这样的态度自然被视为“态度恶劣”，从而将他归类为极右分子。

在1957年的“鸣放”时期，陈振汉教授多次邀请了一批知名经济学家，包括徐毓枏、罗志如、巫宝三、宁嘉风、谷春帆等，共同就经济学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深入研讨。此次座谈的成果，经陈振汉先生亲自执笔，形成了著名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即众所周知的“六教授意见书”。该《意见书》就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如何对待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改革我国政治经济学课程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陈振汉先生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应把握其核心精神，而非拘泥于字句，墨守成规。他提出，经济建设必须立足实际，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能盲目照搬苏联模式，更不能仅凭经验行事。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意见书主张应批判性地吸收其合理成分，而非一概否定。此外，《意见书》指出，业务部门普遍存在对经济科学的轻视态度，建议在制定相关方针政策时，应吸纳经济学工作者参与讨论，拓宽思路。同时，针对经济学工作者获取研究资料的问题，《意见书》提出，应尽量减少将资料归入“保密”、“机密”、“绝密”等级别，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必要的研究资料。最后，《意见书》还对我国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改革提出了建议，认为不应简单沿袭《资本论》的框架，避免政治经济学课程陷入陈旧僵化的局面。

陈振汉等六位教授联名提交的《意见书》，即便放置于现今，依旧显现出其深刻洞察与宝贵建议的价值。然而，在那个反右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这份文献却不幸地沦为……“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具体化”这一观点，遭到了激烈的抨击。1957年，《经济研究》杂志第5期特辟《经济学界反右派斗争专辑》，全文刊登了《意见书》的原稿。同时，陈振汉先生的学生兼同事张友仁率先发难，以《右派分子陈振汉的政治阴谋》一文开炮，宋涛、薛暮桥、杨培新、骆耕漠等众多经济学家纷纷跟进，形成了一波猛烈的攻势。《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4期也刊发了樊弘、张友仁、胡代光等人对陈振汉的批判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也纷纷跟进，陈振汉先生很快成为了经济学界右派的典型代表，毫无疑虑地被定性为极右分子。

在1957年的鸣放运动期间，王重民于民主人士整风座谈会上公开发表了意见，就当时主管图书馆事业工作的领导层提出了若干建议。嗣后，他在北京大学党委举办的座谈会上，对北大图书馆学教育领域亦提出了批评与改进建议。由此，他遭到了被划为右派的命运，随之而来的是降级、减薪以及系主任职务的剥夺。

王重民先生的意见并不尖锐，据图书馆学系校友陈源蒸先生在采访中所述，王重民先生被划为右派，其与胡适的关系亦不容忽视。两人关系至深，1947年，在王重民的热切提议下，胡适时任北大校长时，便批准设立了图书馆学专修科。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胡适王重民往来书信集》中收录了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书信253封，充分展现了当时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在19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中，王重民并未遵从上级的指示对胡适进行批判，这使他被视为未与胡适划清界限，也成为他被划为右派的关键因素。

徐祖正乃北大日语专业的资深教授。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便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留学日本期间，他与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携手创立了“创造社”。归国后，他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鲁迅、周作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与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等学界同仁关系密切。尤其是与周作人的交往，尤为亲密，成为周作人晚年仍保持联系的少数老友之一。

在1957年的鸣放运动中，徐祖正未曾发表任何言论。东语系的讲师陈炎回忆道：“在反右运动期间，据说存在所谓的‘硬指标’，我们东语系直至1957年底，反右斗争的尾声，才勉强找到一个所谓的右派——日语老教授徐祖正，显然并未完成既定的达标任务。”徐祖正被划为右派，实则是一种勉强的凑合，其罪名也只能是所谓的“历史问题”。

“那种道歉的语气充满了不屑，甚至带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时至今日，每当回想起那场景，我依然感到极不舒服，甚至心中充满愤怒。”

1在公元957年的鸣放之际，魏荒弩屡次受到号召，协助党派进行整风运动。鉴于过往的教训，他原本打算保持沉默，然而在好友李毓珍的劝说下，他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对肃反期间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如被迫供词和抄家行为，表达了强烈的愤慨。最终，他的行为未逃过审查，被划定为右派分子。

1957年，李毓珍被任命为俄语系副系主任。然而，他随后被错误地贴上了“右派”的标签，看似罪责重大。《北京大学》校刊在1957年9月21日发布了一篇题为《右派分子李毓珍的反党活动被彻底粉碎》的文章，其中指责李毓珍“策动俄语系的右派势力四处制造事端，肆无忌惮地发起对党的进攻，意图推翻俄语系党的领导地位，以实现个人独揽大权的野心。他破坏了系内党员领导干部的威望，对党领导的政治运动屡屡表现出强烈的抵制和歪曲。他曾言，系里的肃反工作存在严重错误，看不到任何成效。在反右斗争启动之际，他找借口拒绝参加会议。”对于李毓珍的指责，多属夸大其词，缺乏实质性证据。

是他把我划为右派，尹的势力颇大，如今已成为北大副教务长，他肯定不会让我平反。但我已下定决心，不畏牺牲，若他不为我平反，我将前往北京，与他到中央法庭对簿公堂。即使再戴上那顶帽子，也在所不惜。”

尹企卓，身为当时俄语系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尽管仅担任系副主任，实则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越了系主任曹靖华。曹靖华在工作中对李毓珍依赖甚深，此情此景，令尹企卓心中生出一丝醋意。在鸣放期间，他屡次鼓动李毓珍提出批评意见，其中显然别有用心。笔者按尹企卓，俄语系党总支书记。）。

我并不赞同“党委退出学校”的提议，但我认为党有必要从理论上重新审视如何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那些过时且给人留下“排他”印象的做法，不妨进行修改，甚至予以废除。

尽管吴兴华反复强调自己坚决反对党委撤离校园，却终究未能幸免于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我们必须关注吴兴华的个人经历。他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高材生，未满十六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因出众的才华而备受校长司徒雷登以及英籍导师谢迪克的青睐。26岁时，他已晋升为燕京大学的副教授，成为该校备受瞩目的杰出人才。

在“三反”运动期间，他表现出了极高的积极性，受命登台，对校长陆志韦先生进行了批判。正是这一行为，使他随后在院系调整中得到了重用，31岁时便出任了合并后的北京大学西语系副主任和英语教研室主任之职。然而，在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那些具有燕京背景的旧人，实际上带有所谓的“原罪基因”，他们因为身份的特殊性，不得不时刻警醒自己，小心翼翼地行事。而吴兴华，那股书生意气似乎并未察觉到这一点，他才华横溢，顺遂无阻，不免有些恃才傲物，因而招致了别人的嫉妒。《北京大学》校刊于1957年8月3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揭露吴兴华的买办资产阶级本质》的文章，将他定性为“司徒雷登亲自培养的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似乎正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杨伯峻划为右派源于在整风中中文系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文系助教左言东回忆，1957年5月下旬中文系党支部召开一次党内座谈会，让大家给党提意见，党员左言东和杨伯峻都在那次会议上发了言，左言东说：当时会场门口有两个不认识的人在那里记笔记，后来才知道是北京市委派来参会的人，我和杨伯峻先生的发言都被记录下来，结果我们都因此被打成右派。杨伯峻发言中的看法有：中央没有贯彻有职有权的方针，应扩大民主，改善人事制度；肃反的打击面过大，以意较多，以法较少，中央应重新考虑肃反问题；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业务实践来提高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业务实践结合起来，熟悉业务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都成为杨伯峻的右派证据。杨伯峻是中文系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中唯一被划为右派的。

体育教研室副教授管玉珊

管玉珊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因体育才能卓越，1936年应聘到燕京大学体育部任教，同时从事运动生理学的研究。1938年，管玉珊由燕大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40年获硕士学位后重返燕大，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被关闭。管玉珊于1943年去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随后又至重庆入战地译员训练班任教务工作，继而到桂林美军总部任秘书，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管玉珊进入北京大学，任体育部主任。新中国建立后，管玉珊继续在北大任教。管玉珊在1957年的言论未见有材料记载，他被划为右派，应主要是由于其燕京大学背景以及在美军任职的经历，成为所谓“历史问题”。

杨达濬曾留学于美国，1949年以前曾在协和、同仁等医院任职。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徐泓教授在她的回忆《燕东园左邻右舍》一书中曾记录了杨达濬的一些情况：杨大夫在快6岁的时候，来到燕京大学医务处，1952年院系调整后来到北大校医院，他医术精湛，拿手的是外科，也兼看内科、小儿科，疑难杂症都找他。医术精湛的杨达濬没有逃脱丁酉之灾。杨达濬的右派言论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总务处不能领导卫生所。资本主义国家也搞医院搞得很好，很公正。现在协和医院全都出来了官僚、教条，没有共产党还不办医院了吗？他提出要成立“医护委员会”，企图从组织上脱离党的领导。杨达濬因有留学和教会医院工作背景，加之这些言论，被定性为直接受帝国主义培养、为统治阶级、帝国主义服务的人物，一直保留反动立场，在整风中暴露出其反动本质。

以上13位教授右派中，向达、吴兴华、胡稼胎、王重民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李毓珍、杨伯峻被调离北大。其余几位教授在2年的另类人生中，均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权利，饱经磨难。

在反右中幸免于难

的北大教授们

1957年，北大有近200名教授、副教授，而且著名教授众多，反右中有13人划为右派，这个数量并不算多，与北大相邻的清华大学有著名的钱伟长、黄万里、孟昭英、徐璋本教授被打成右派，而北京大学理科系没有一位教授划右。北师大中文系十八位教授中，就有黄药眠、钟敬文、穆木天、彭慧、李长之、俞敏、陈秋帆、启功等八名教授被划为右派，而北大中文系被划为右派的仅有杨伯峻先生。早年的“清华四剑客”吴组缃、林庚、季羡林、李长之才华并茂，意气相投，院系调整后，吴组缃、林庚、季羡林均执教于北京大学，而李长之在北师大任教。1957年，吴组缃、林庚、季羡林均平安度过，而李长之被划为右派，有人叹息说，如果李长之也到北大，应该也可以逃过此劫。

大时代的幸与不幸都由多种因素造成，北京大学有一批教授能逃过反右一劫，个中有多重原因。

江隆基，曾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是一位深谙教育之道、尊重知识分子的优秀领导干部。在反右运动期间，他力挽狂澜，为众多教授提供庇护，挽救了他们的命运。1959年，因领导北大反右运动不力，江隆基被免职，随后被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江隆基遭受迫害，不幸丧生。鉴于江隆基在兰州大学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不幸含冤离世后，该校部分学生自发成立了“江隆基问题调查团”，深入北京大学及江隆基的故乡进行调查，力图为江隆基洗清冤屈。

1966年9月5日，江隆基问题调查团访问了北京大学，与当时担任人事处副处长的白晨曦进行了交流。白晨曦在谈话中回忆道：“回溯至1965年6月29日，彭真在向北大三级干部及社教工作队发表的动员讲话中提到，北大的社教运动导致了混乱，……存在着污垢，显得不纯洁。尤其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期间，学生群体中已相对净化，而教职员工队伍中却依然保留了资产阶级的阵地，净化程度不足。这一切，都是江隆基未能执行我指示所导致的。当时，我还特意给他写了封信，并请宋硕亲自送达，叮嘱他放手开展‘放’的工作。然而，江隆基并未如此行事。”

此处的所谓“放手‘放’”，实则是指让江隆基在教授群体中巧妙地“引蛇出洞”。然而，江隆基并未履行此任务，这一举动反而成了他右倾的严重指控。因此，他遭受了数月的内部批判，最终不得不告别北大。

江隆基先生的慷慨义举，成功使北大众多教授得以避过丁酉年的灾厄。经济系的陈振汉先生牵头起草了“六教授意见书”，其中除陈振汉先生本人外，徐毓枏、罗志如两位教授亦同在北大经济系任教。根据当时“意见书”的定性，三位教授本可能遭受被划为右派的命运。经济系张友仁教授回忆称，江隆基同志在处理划右派工作中表现得极其谨慎小心，他反复深入学习党的政策，细致研读并分析相关材料，多次召开会议进行深入探讨。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他勇于承担；若感力不从心，便选择暂缓处理。正是由于江隆基同志的严谨态度和细致操作，成功将打击范围压缩至最小。最终，徐毓枏和罗志如先生得以免于被划为右派。

将年轻党员比喻为国民党特务；对“三反”运动是否能够持续持怀疑态度；对思想改造表现出强烈的反感；认为将不良思想归咎于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正的；指出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指出学校中的官僚作风甚至比解放前更为严重。傅鹰教授的言论直率而锐利，在当时的北大鸣放运动中，鲜有教授能像他这般坦率直言，因此他的遭遇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令人称奇的是，毛泽东在审阅内参时，针对傅鹰教授的言论，两次亲自提笔批示，强调这些批评是“出于善意”，“总体上诚恳且正确”，“对我党开展整风、纠正缺点和错误具有极大的益处”。得益于毛泽东的批示，傅鹰教授得以幸免于被划为右派，最终被定性为“中右”。

“傅鹰教授未被打成右派，其影响深远，使得其他教授也得以安然无恙。原本，诸如唐有祺、邢其毅先生等人，我们已备好大字报，只因他们与清华的黄万里先生有交往，按理说应当被划为右派。”

作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包容傅鹰教授的直率批评，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所提出的推动科技飞跃、超越英美的宏伟蓝图，迫切需要自然科学专家的参与与贡献。因此，对傅鹰这样的自然科学专家给予宽容，是国家整体利益所必需的。毛泽东对傅鹰的这种态度，如同给了江隆基等致力于保护知识分子的领导者一把尚方宝剑，使得北京大学理科教授们能够安心工作，避免走向极端，这无疑得益于毛泽东的开明态度。

不仅是理科，文科的一些教授也受到傅鹰连锁效应的影响。北大中文系杨晦先生的研究生胡经之老师在《杨晦的北大岁月》中回忆说：反右初期，晦师和江隆基一样，只以为划个把“右派”为今后起点警示作用，教育一下就行了。没有料到，这反右的声势越来越大，开始冲击到两位教授了，一位是吴组缃，一位是王瑶。有人提出，要把这两位划为“右派”，晦师竭力反对。他为吴组缃辩护，说吴组缃为爱国将领冯玉祥当幕府，那是爱国的表现，吴组缃还是进步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不断进步，还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王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是爱国进步青年，早已参加共产党，只是抗战初期，自动脱党，钻研古典去了，但他也一直跟党走。……当时主管中文系政治的总支书记是延安来的一位老大姐，比较尊重晦师，还是听了晦师的忠告。晦师常以北大化学系的著名教授傅鹰为例，他发表了不少批评共产党的惊人之语，北大对他发动了猛烈抨击。但毛泽东却称赞傅鹰，说他的批评是诚恳的、正确的。毛泽东的话救了傅鹰，（傅鹰）没有划成右派。晦师就紧紧抓住傅鹰这个标杆，为吴组缃、王瑶据理力争，最后，只把王瑶定性为“中右”，和傅鹰一样。吴组缃则归为“中左”，但不符合共产党的条件，正在候补党员期间，就不让再转正。所以，吴组缃没有成为正式党员。晦师竭力保护住了这两位教授，意义重大。在当时，晦师、吴组缃、王瑶是北大在文坛上最活跃的教授，晦师是《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编委，吴组缃是《人民文学》编委，王瑶是《文艺报》编委，在文艺界颇有影响，若损失吴、王两人，对北大中文系的影响就太大了。

先前提及，“5·19运动”期间，与那些激进活跃的学生群体形成鲜明对比，众多教授表现出了极为谨慎的态度。自1949年以来，他们历经了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肃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深刻体会到了其中的利弊得失。因此，当新的政治运动再次降临，他们已深知应避免轻率行动，不会轻易发表自己的立场。

哲学系的冯友兰先生，自1949年后便被划入所谓的“另册”，成为了一名老“右派”。或许正因为他的经验丰富，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智者，冯友兰先生在审时度势方面尤为擅长。

在笔者对几位哲学系的前辈进行访谈时，他们纷纷回忆起往昔：那些热衷于哲学事业的积极分子曾多次拜访冯先生，力邀他发表见解，提出建议。然而，深谙世事的冯先生要么微笑着予以肯定，要么保持沉默，让那些意图从中渔利的尝试者陷入了困境。

北大党委会认定冯友兰为老右派，但鉴于材料尚不充分，计划继续搜集相关资料。然而，最终冯友兰并未让北大党委及哲学系得偿所愿。

汪子嵩，时任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回忆道：“我犹记得，潘梓年同志，当时身为哲学研究所所长，奉上级之命前来北大，旨在调查冯友兰先生是否存在右派言论。我们在冯定先生府上召开会议，召集与冯先生相关的党员干部，细致深入地研究讨论。在运动期间，冯先生始终言辞中对共产党予以赞誉，实在无法找到任何可被视为右派言论的只言片语。正是由于这一点，冯先生得以安然度过这场风波。”

“遵命。”他的语气中透露出谨慎：“既然如此，知识分子也就无需再发声了……”

北京大学众多教授，秉持着这种谨慎小心的态度，成功避开了“反右”一劫。

北京大学内，某些教授原本被判定为右派分子，却因诸多因素，最终得到了高层的特别宽恕。

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实则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大鸣大放时期，公然攻击党的领导，诋毁在共产党治下缺乏自由；他赞同并支持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反党谬论，为他们提供庇护，与所谓的“章罗同盟”关系密切；平日里，他屡次发表反苏反共的言论，对哲学研究所的党员领导干部抱有极度的轻视，流露出了“外行岂能领导内行”的偏见。鉴于这些指控，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均已认定贺麟为右派分子。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民盟小组亦曾召开两次小型会议，对贺麟的反党言行进行批判。贺麟对此表示承认，承认自己是学术界的一名右派分子。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随后公布的哲学界右派名单中，贺麟的名字却消失了。至于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目前尚无确切信息。然而，鉴于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均已确认贺麟的右派身份，他得以脱罪的可能性，或许源于高层领导的特别指示。

同样沐浴着“恩典”的，还有历史系的杨人楩教授。根据历史系50级周清澍学长所述，1957年春，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的储安平曾拜访杨人楩先生。原来，杨先生曾是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时的核心作者。储安平曾与他商讨，是否可以重组一个新政党，幸而杨先生立刻予以拒绝。当中央发起对右派的反击时，杨先生所谓的右派言论被上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作出批示，认为杨人楩虽曾批驳储安平，但并非全然右倾，故可免予戴上右派帽子。然而，尽管免于被戴上帽子，杨人楩先生仍被剥夺了教研室主任的职务，不再承担教学任务，从此在学术界默默无闻。

北大教授回顾文革历史

1957年的反右运动期间，北大教授群体中，各人因立场与遭遇各异，他们在文革结束后对昔日经历的各自表述，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与深刻的思索。

张岱年先生的学生衷尔钜曾回忆道：张岱年先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留下了一句充满哲理的自勉之语——“直道而行”。在冯友兰先生的《张岱年文集》中，亦可见对其思想的深刻剖析与推崇。·“今后当如铜钱，内方外圆。”张岱年先生听后，一时愣住，沉默许久，随后提笔写下“直道而行”四字，缓缓说道：“还是应当如此。”

陈振汉教授，经济系的楷模，以真诚与坦率著称。即便在被打成右派，承受着非议与批判，他依旧无法掩饰内心的真实，直至1978年平反后才卸下这顶沉重的帽子。归入学术怀抱的陈振汉先生，对于自己的过去保持沉默。然而，从他的点滴言论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坚定的信念与坦诚的品格。1993年，校友董耀会编撰《北大人》一书，通过校友问卷调查，记录下他们的经历与成就。在“对母校最深的印象是什么？”这一问题上，陈振汉先生与众不同的回答道：北大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浓厚的“官学”气息。这位历经风雨的老人，在晚年依旧坚守着不夸大其词、不隐瞒真相的真诚态度。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反右”运动中，那位曾率先对陈振汉先生发起批判的张友仁教授，对过往的行径进行了公开反省。他坦言：“我曾投身于经济领域的反右运动，犯下了错误，撰写了诸多偏颇甚至错误的文章。”张友仁教授对江隆基在运动中秉持的实事求是立场，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先生，我是刘绍棠。”杨先生情绪激动，紧握我的手说：“1957年我在大会上对你进行了批判，对此深感愧疚。”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在我的伦理观念里，老师犹如父母，即便我遭受了不公，也难以接受老师的道歉。

1980年，中文系的杰出学子、1957年遭受不公打成右派、在文革期间英勇牺牲的林昭，终于得到了平反。当年12月11日，林昭的追悼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年迈逾八旬的杨晦先生亲临现场，对这位蒙冤而去的优秀学生表达了深切的悼念与无尽的哀思。

“我对自己并非右派身份感到愧疚。”这种道德层面的自我谴责，实乃难能可贵，它映射出一个民族良知觉醒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