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国民党为啥输给共产党

1949年，国民党溃败至台湾，人们常以“最是仓皇辞庙日”来形容蒋介石那时的慌乱与无奈。

六十载光阴流转，我们应如何审视国民党在政治领域的挫折？是因其内部专制与腐败而衰败，还是因日本侵略导致覆灭，亦或是得益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当代史学研究权威杨奎松的独到解析，使我们得以超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思维框架，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访问者：在过往百年间，我国见证了三次关键的政权变革。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继之国民党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最终，中国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成就了新中国的诞生。如何评价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中国国民党所扮演的过渡角色及其影响？

杨奎松：孙中山投身革命事业长达数十年，自1894年创立兴中会以来，直至1924年之前，其革命生涯中屡遭挫折，屡败屡战，几乎未曾尝得胜利之果。

1924年以后，全面推行“联苏容共”政策后，其革命迅速变得声势浩大，蓬蓬勃勃。即使孙中山1925年去世，中国国民党依旧成功地领导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

当年中国幅员辽阔，列强势力盘踞四方，军阀割据现象普遍，若无国民党这样在政治与观念上便于凝聚民族主义力量的政治军事组织发挥其作用，要在短期内将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实现统一，无疑是难以实现的。

这正是原因所在，即便内部出现分歧，且与坚持阶级斗争的苏联和中共背道而驰，国民党依然成功汇聚了强大的力量，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唯一一个至少在形式上获得各省认可的中央政府。

同样，尽管那些表面上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统治的各地军阀不断反抗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央政权试图统一军政财政大权的举措，但他们的抗争却鲜少获得国人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尽管这种对抗持续了十年，南京中央政府仍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峻挑战，而分散各地的军阀势力割据局面也终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正是得益于国民党政权对国家统一的强化，我国得以发动抗日战争并提升国际地位。这一切，实际上都为中共的生存、发展乃至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特别指出这一点，因为。历史之认知，不宜仅以“成王败寇”的简单逻辑来衡量。自清王朝覆灭之后，我国面临的首要难题便在于国家的四分五裂以及日本势力的不断侵扰与鲸吞。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即便涌现出更多的“二十一条”，或是多个“满洲国”，也都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即便中共在当时仍拥有存续与壮大的可能，它所面临的挑战却远比仅是推翻国民党政权并取而代之要复杂得多。

访问者：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政权以来，短短22年间，便在中国大陆全面败给了中国共产党。究其失败之因，您认为究竟是什么？能否认定该国在施政方针或政治架构上存在根本缺陷，诸如专制政权、贪污盛行、未实施土地改革等问题？

杨奎松：国民党之所以败北于共产党，其背后原因实则错综复杂。

比如，这里有时代背景、国际环境的作用的影响。毛泽东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曾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总结过中共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换言之，中国之所以先成立了国民党，而后共产党才崛起，这与特定的国际时代背景和独特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若非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若非俄国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若非俄国暴力革命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指导，中国共产党便无从谈起，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亦无从谈起。这显然与国民党自身的问题关系不大。

再以实例说明，此处深受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条件所施加的影响。八年（自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历时十四载——编者注）艰苦的抗战历程，无情地揭示了国民党内部的种种问题与弊端，导致其形象逐渐恶化，日渐陷入负面境地。

当然，国民党之所以遭遇挫败，固然与其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然而，其中的原因同样错综复杂。至少，许多被提及的失败因素，若单独审视，或许并不足以产生显著影响，有的甚至可能根本不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

访问者：您认为，从国民党自身的角度来看，其最根本的失败原因究竟是什么？

杨奎松：这正是恩格斯所论述的历史合力效应。然而，在此处，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政党在当时的民众眼中，几乎如同孪生兄弟，颇有一番“既生瑜，何生亮”的无奈之感。国民党凭借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曾一度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从而夺取了政权。然而，“一山不容二虎”，局势的发展似乎预示着权力斗争的不可避免。国民党内部弊端重重，诸多事宜往往停留在口头承诺，实际落实时却与所言相差甚远，有的甚至出现了言不由衷的现象。若中共得以争取到生存与发展的机遇与空间，在当时的背景下，国民党未能败于共产党，实属奇事。

访问者：为何有人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历史上颇为相似，能否请您详细阐述这一观点的依据？

杨奎松：今天国共两党相似之处鲜被关注。研究者们对于这一领域的某些现象已有所察觉，但鲜少有人从这一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实则，意识到这一共性，对于我们洞悉国民党为何未能击败其他政治对手，反而败于共产党之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我深入研究国共关系的过程中，我一直密切关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历史长河中，国共两党不仅经历了几度分合，而且彼此之间常常是相互交融，彼此渗透。众多共产党人先前曾是国民党成员，亦或参与过国民党的早期机构；而不少国民党人士，或早年归属于中共及其外围组织，或日后转变为中共党员。

为何此现象持续？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国共两党在外界看来过于相似，以至于往昔，众多怀抱理想、心系救国，或是立志投身革命、追求正义的青年，往往难以清晰地区分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

众多曾在战争岁月投身共党的干部，日后纷纷回顾起当初加入时的情景。他们坦言，彼时对于中共革命的最高理想尚不甚明了，心中所怀唯有拯救国家的坚定信念。

在国民党内部，众多人士投身党派，其初衷亦为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其中，不乏认同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理念者，为数不少。

自中共踏入城池并着手登记反动党团以来，诸多报告中便已显现出相关信息。无论是肩负登记重任的中共干部，抑或是前来进行登记的国民党人士，无不深感遗憾：为何当初未能与共产党相遇……

这足以说明，在众多地区，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许多人或许并不真正清楚两党之间究竟有何根本性的差异。

访问者：那么，国共两党当年的相似点在哪里，国民党又在哪些地方不如共产党呢?

杨奎松：多数读者或许不难察觉，国共两党在当年颇多相似之处。

比如，这些政党无一例外是典型的革命组织，它们采取暴力手段以推翻既有的统治体系，通过建立一党制的全新政权来追求各自理想目标的实现。

比如，国共两党均属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党，这意味着它们对思想观念的正统性、权威性与排他性给予极高的重视。它们致力于在此基础上，统一党员的思想与行动，并对社会进行有效统制。

比如，国共两党在组织结构上均深受俄国布尔什维克模式的影响。一方面，它们致力于将党的组织广泛扩展，使之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另一方面，则坚持领袖独裁的领导体制，强调严格的等级制度、纪律以及服从精神，以权力高度集中和统一为基本准则。因而，两党均自发地确立了一位政治军事最高领袖，该领袖对党政军最高机构的决议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位领袖的决策成效对党派未来的命运产生了至关重要、难以扭转的决定性作用。

再比如，国共两党均具备政权掌控、军队指挥以及强大的执行力。

然而，对外界而言，尤其是对那些普通的追随者来说，国共两党最令他们感兴趣，亦是最难以辨识的，便是两党近乎一致的革命追求。

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两党之间的根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阶级立场各异，国民党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共产党则坚定地站在工农大众的一边；其次，在革命目标上，国民党聚焦于单一的民主革命，而共产党则追求双重革命目标，除与国民党相似的民主革命之外，还致力于实现社会革命。

不过，就前者而言，国民党长期秉持“限制资本”与“扶助工农”的立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并不认同苏式共产主义，但同样对资本主义持反对态度。

因此，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恐怕难以清晰地辨识国共两党在此领域的具体差异所在。

自中共二大起，便已明确认识到，社会革命必须待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方可着手。尽管曾一度将社会革命与民主革命混淆，但抗战胜利后，党便坚定地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这一坚持直至1949年之后，历时长达15年之久。两个政党均倡导民族民主革命，其表面上的相似性，似乎在所难免。

近代中国须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因内忧外患，民族独立与民主进步迫在眉睫。胡绳深入解读过此。传统观念将中国社会描绘为金字塔状，其中底层规模庞大，源于其绝对人数之众。若能占据社会底层的一席之地，则离成功已不远矣。但胡绳指出，我国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赢得广大中间阶层民众的青睐与支持，往往成为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所在。

所谓中间部分民众，按照他的解读，就是既不赞同激进的社会革命，又反对退回到皇权专制社会去，主张走中间道路，即赞同民族民主革命的绝大多数中国人。

在他看来，在1949年之前，那些秉持救亡图存、追求民主与富强的理念，并身体力行践行这些理念的人，往往能够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从而较易赢得广大民众的广泛同情与坚定支持。

访问者：为何国民党虽提倡民族民主革命，却未能如共产党般付诸实践？

杨奎松：抗战爆发不久，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便意识到，在敌后地区，他们已无法与共产党匹敌，且局势急转直下。尽管如此，国民党内部依然有人抱持简单想法：他们坚信共产党仅是占尽敌后地区的空白优势，一旦国民党的部队大批回师，重掌当地政权，限制共产党的扩展，便可以轻松解决眼前问题。然而，他们未意识到的是，自身实则远不及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敌后广大地区已难以有国民党的立足之地，唯有少数地方军阀势力仍相对稳固，而国民党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阵地。

国民党难以与共产党抗衡，其中缘由诸多。在敌后战场的具体情形下，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便是——与共产党八路军有所往来的广大农民，普遍对共产党抱以同情与支持，而对国民党则持反感态度。他们对共产党八路的欢迎，以及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不喜，其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在当时被视为代表穷人的政党。它习惯于与穷人交流，深谙如何与农民建立平等的关系。国民党在处理问题时，往往忽视了农民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其主要的支持力量往往来自于那些乡村士绅。除非某些地方的士绅阶层与当地农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宗族血缘联系，否则国民党及其军队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关系往往难以融洽。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所获优势与国民党所受损失，主要并非源于农村。毕竟，共产党所控制的农村根据地范围有限，难以对众多日占区及大量国统区的农民政治立场产生显著影响。

共产党虽主要在敌后农村开展活动，其在城市的活动空间极为狭小，却收获了最多的支持，同时也是国民党失去最多人心的区域，尤其是城市之中。最直观的证据便是，大批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战争初期几乎都是拥护国民党和国民党一党主导的中央政府的，但到了战争后期，它们却纷纷响应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强烈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制。这一转变在他们的政治立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充分揭示了中共对城市精英阶层政治影响力的显著增强，以及国共两党政治地位所经历的剧烈逆转。

自不待言，鉴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种种制约，单凭其自身力量，在城市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是绝不可能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正如先前所述，中共在革命根据地鲜明地举起民主的旗帜，并身体力行地将其贯彻实施，开创了诸多前所未有的基层民主模式，令人耳目一新。

二是国民党因战争失利，统治范围不断缩小，日渐滋生了对中共的恐惧与敌视。为此，它不惜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公然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强化一党独裁的政治统治，这不仅加剧了与中共和中间党派的摩擦冲突，而且还加剧了自身官员贪污腐败现象的发展蔓延。

对比之下，众多中间派人士纷纷表明立场，倾向于支持中共，并呼吁国民党进行政策调整。咎由自取。

访问者：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全国上下皆怀抱和平统一的愿景，而国共两党亦在此大背景下，积极寻求共筑和平的未来。一方主张政治民主化应先行，继而实现军队的国家化；另一方则坚持军队国家化应优先，政治民主化随后跟进。最终，双方再次兵戎相见，内战规模扩大。作为中央政府，理应拥有政治优势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遭遇了广泛的指责，最终走向了失败。您认为这一结果主要归因于中共在军事和情报领域的胜利，还是反映了民众的普遍倾向？

杨奎松：自是人心所向与背向之别。须知，中共的情报与策反活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心向背这一深远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我深入研究了众多战后投身中共情报工作或接受其策反的国民党人士的个人历程，发现无论他们身处何种境地，其中多数人实际上都是在抗战胜利后，随着内战爆发以及蒋介石国民党内外政策的种种弊端逐渐暴露，才开始萌生“弃暗投明”的念头，选择加入共产党。而那些在抗战胜利前便暗中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实属寥寥。这一现象亦可通过观察国共内战局势演变的时间轴得以显现。

实际上，往昔岁月，众多怀抱报国热忱的国民党成员，其中不乏知识分子与舆论界的翘楚，无不对国民党抱持厚望。这不仅限于抗战爆发之前，即便是在抗战的尾声乃至战后的头两年，他们仍旧坚信国民党能够转轨变向，引领我国迈向和平、统一、民主与繁荣昌盛的未来。

如当时国内最有名的报纸《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和战后一段时间影响极大的政论杂志《观察》主编储安平，早先都不了解。《大公报》自抗战爆发前开始实际上就一直在支持蒋介石中央政府，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抗战后期，特别是战后一意孤行地必欲维持其一党统治地位，不惜用武力解决问题，又是取缔民盟，又是查禁报刊言论，那边中共却高扬民主旗帜，以联合政府相召唤，王芸生、储安平及其他们所主持的报纸杂志最终倒向中共一边。

访问者：孟子有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从您的解读来看，是否可以推断，国共两党在战后的对抗中，胜败的转捩点也与“道”的抉择有着密切的联系？

杨奎松：的确如此。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共两党在政治与军事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然而，无论双方如何争斗，都不可避免地要诉诸“道义”这一层面，力求为自己的行为寻得合理性的支撑。

近代以来，在华夏大地，普遍存在着两种理念深入人心：其一为“爱国”，其二为“民主”。国共两党均宣称对祖国最为忠诚，互指对方缺乏爱国情怀，实则双方均投身于抗击日寇的斗争。区别不过在于程度之差，而非根本立场。

然而，自近代以来，我国民众普遍认识到：欲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民主宪政乃不可或缺的必经之路。国民党历来声称民众素养有待提升，故而主张先施行“训政”，尔后才能步入“宪政”阶段。自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实施的“训政”制度导致了诸多弊端，军事战场上的接连挫败已是常态，而政治、经济及外交领域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随着战争进入尾声，贪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导致1944年日军接连攻占数省，甚至重庆陪都险些失守。在这种背景下，其统治的合法性自然受到广泛质疑。

相比较而言，中共在这方面就聪明多了。抗战期间，它通过一系列的言论和行动，成功地让国内外舆论相信：国民党独裁，共产党民主且平等。在战后，它也同样逐渐使国内大多数民众和中间群体相信：和独裁、官僚、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相比，只有共产党才可能真正给中国带来希望。而事实上，它也确实一再展示了其民主、平等的政治魅力之所在，包括让众多完全不识字的贫苦农民过上了能够通过选举来推举基层官员的政治生活等。这些都让顽固坚持一党政治的国民党相形见绌。

总的来说，国民党当年的败北，虽由多方面原因所致，然而在国共两党间的历史交锋中，双方对民主政治所持的不同立场及其实践方法，无疑成为决定双方胜败的关键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