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领章+八角帽：毛泽东如何用一套军装‘重塑’红军魂？”

自人民军队初创之际，便尚无专属的军服配备。在南昌起义的烽火中，起义部队多着国民革命军的制服。1928年，井冈山会师，中国红军第4军正式宣告成立。然而，受限于经济拮据且长年辗转于战火之中，部队始终未能大规模制作军装，导致着装颇为杂乱。直至1929年，红4军挺进闽西，解放福建长汀，筹集到军饷，方才参照苏联红军的制服及列宁所戴的八角帽样式，初步设计出独具红军特色的军服。毛泽东等红4军领导亲自审阅并定稿，这套军服最终被确认为红军的首套制式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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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军号》剧照。

此套军装采用灰蓝色布料制成，上衣设计仿照中山装风格，采用开襟设计，衣襟两侧各设有一个上翻口袋；领口处佩戴着红色的领章，正值列宁逝世五周年之际，为缅怀这位伟人的不朽功勋，领章上绣有黑色边框，以此表达对列宁的深切缅怀；裤子样式普通，搭配绑腿穿着；军帽则是八角形，帽顶装饰着一颗布质的红色五角星帽徽。

红四军入闽，解放汀州。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激昂地吹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号角，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立革命军队的序幕正式拉开。在那次起义中，参与部队的成员大多身着国民革命军的制服，为了与旧有军队相区别，他们每人颈间都系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而在同年秋季的秋收起义中，由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安源路矿的工人以及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等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亦各自穿着不同的服装，缺乏统一的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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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四月，毛泽东所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所领导的湘南起义军在江西宁冈县实现了辉煌的胜利会师。会师之际，毛泽东的部队人数逾千，朱德的部队则达到两千之众。与此同时，与朱部并肩攀登的湘南农军亦达八千之众，全军总人数超过一万。

5月25日，遵循六大期间中央留守领导任弼时修订并签署的《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中关于“在割据区域建立之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的明确指示，我军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正式更名为中国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朱德同志担任军长，毛泽东同志担任党代表，王尔琢同志担任参谋长，陈毅同志则担任士兵委员会主任。同年6月，依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地工农革命军亦统一更名为中国红军。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的红4军主力部队，毅然告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踏上了赣南征途。不久，他们在吉安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与李文林、段月泉分别率领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成功会师。此时，井冈山已被敌军占领，原计划的内外线协同作战，旨在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行动，已无法付诸实践。同时，蒋桂战争爆发，2月21日，桂系部队突袭长沙，引发了湖南事变。湘粤赣三省的敌人因内斗激烈，无力再对红军发起进攻。面对这一局势，红4军于2月下旬从广昌、石城等地出发，向闽赣边界进发。3月14日，红4军在闽西长汀的长岭寨大败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击退了旅长郭凤鸣的进攻，成功占领了长汀城，实现了红4军入闽以来的首场胜利。

在红4军成功解放长汀之后，部队随即进行了整编工作。原团级编制被调整为纵队编制，其中28团的主力部队改编为第一纵队。同时，28团的一部分兵力与军部的特务营合并，成立了第二纵队。31团则被改编为第三纵队。每个纵队的人数大约在1200人左右，并分为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在大队及以上层级，设立了党的代表。

整编军队，统一制服。

自红4军在井冈山成立伊始，鉴于经济困顿且长期置身于战火纷飞的环境，统一军装的想法便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随着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持续扩张与壮大，国民党军屡次对井冈山实施“会剿”行动，并长期实施经济封锁。加之两军会师后，众多部队聚集于此，井冈山上的红军生活物资极度匮乏。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曾如此描述：“在严寒的冬季，边界群山之中积雪难消，红军的衣物和食物供应极为紧张。由于敌人的封锁，红军无法进行远距离的游击作战，经济来源陷入困境。在此期间，红军官兵只能身着单衣抵御寒冷，每日以红米和南瓜为主食，两个月来未曾有过一分钱的零用。”鉴于补给严重不足，红4军当时连基本的饮食都难以保障，更不用说统一军装了。

战士们为了抵御严寒，只得随意披挂，部队中部分人着装各异，有的身着缴自国民党士兵的军服，或是沿路从土豪手中获得的衣物，亦有人身着工人、农民的便服，更有身着昔日土豪的华丽长袍与马褂。

然而，这些衣物普遍破旧不堪，其中不乏衣衫褴褛，难以蔽体的情形。鉴于作战与管理的需要，统一着装显得尤为迫切。

在长汀之地，红四军凭借着各种途径筹集了大约五万元军费。毛泽东同志及前委成员经过深思熟虑与讨论，最终决议将这笔资金投入以下四项事务：首先，拨出三万元汇往上海党中央，以解中央财政之急；其次，划拨五百元，派遣红四军干部前往江西瑞金大柏地，用以补偿在那场激战中所受损失的当地民众；再次，为红四军全体官兵发放每人四元的军饷，此举亦为红四军历史上首次；最后，赶制四千套军装，确保每位战士都能拥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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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军服制作工具。

彼时，郭凤鸣在长汀经营一家被服厂，厂内装备有12台缝纫机，并储备了丰富的布料。随着战斗的结束，该厂连同其所有设备悉数被红4军接管。红4军军部副官杨至成迅速行动，开始招募缝纫工人，并将分散的裁缝以及被服厂工人整合，于长汀县城南门街的郑屋设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即后来的中华苏维埃被服厂。该厂主要负责生产军帽、军服、米袋、绑腿、干粮袋、子弹袋、被单、夹被、毛巾、袜子、背包，以及当时急需的红领章和红布帽徽等军需物资。

红星戴头上，红旗挂两边

长汀县，这座位于闽西的重镇，手工业与商业均颇为繁荣。县城被誉为“小上海”，其人口约有两万，物产丰饶，商贾络绎不绝，手工作坊遍布城乡，经济基础坚实。在上海能够购得的诸多物品，在长汀亦不难寻觅。随着被服厂的建立，红军拥有了机器与布料，然而，关于军服的设计——何种色调、何种款式——却缺乏可供参考的经验。

1929年春，红4军在长汀完成整编工作后，杨至成同志被委以重任，担任军部副官长一职。履新伊始，他便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着手协助军需部门为全体将士制作崭新的军服。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的亲自参与下，军服的设计与审核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好，只要条件允许，就让我们红军的装备更加精致、更显威武！”

在红领章周围绣上一圈黑色边线，以此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红军以此表达深深的缅怀之情。

军服的设计虽已敲定，然而当时市面上却难觅蓝灰布料。面对这一困境，军需处迅速行动，紧急与染布坊取得联系，对布匹进行染色处理。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人手不足以及设备短缺的情况下，被服厂果断实行了日夜两班倒制度，全体员工加班加点，全力以赴。此外，军需处还积极联络了二十余家私营服装店的老板，委托他们协助加工军服。

在短短数十日的审定与制作过程中，4000名红军将士，不论军长还是士兵，均如愿以偿地换上了崭新的灰蓝色军装，佩戴着鲜红的领章，头戴缀有五角星的军帽，腰挎挎包，腿绑绑腿，脚蹬两双胶鞋。众多战士洗浴更衣，梳理发髻，换上这套统一的装备，显得整齐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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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纪念馆内珍藏着一套1929年红军的军服。

自井冈山创建红军以来，此举乃首次统一军装，使得军容焕然一新。灰蓝的色调，鲜红的领章，以及那独具特色的八角帽与五角星帽徽，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红军最为醒目的标志。1929年4月1日，部队于长汀县城南寨广场盛大举行阅兵典礼，全体官兵以严整威武之姿，接受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的检阅。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位于长汀县近郊的上杭县古田镇召开，这场会议亦被称作古田会议。与会之际，红四军各级官兵均身着统一的军装参与此次会议。

这标志着红军第一套正式的制式军服的诞生，同时亦首次在全军范围内实现了军服的统一。岁月流转，朱德在延安接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对这一历史时刻仍记忆犹新。在史沫特莱所著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她如此记录道：“朱将军表示，我们终于拥有了首批正式的红军制服。虽然它们不如外国军装那般华丽，但对我们而言，却是无比珍贵。”

自1932年起，各路红军的制服逐渐实现了标准化。上衣采用灰色中山装款式，领口设计为立翻领，胸前配有四个带盖的明兜，领口处装饰着红色的领章；下装则是带有插手口袋的西装式军裤，并搭配绑腿；军帽则为八角帽，帽徽上饰有红布制成的五角星。尽管制服样式统一，受限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布料和颜色仍存在差异。大多数红军制服以灰色为主，但也有部分为蓝色或藏青色。

1929年诞生的第一套红军军装，不仅当时彰显了红4军的威武与风采，更逐渐演变为红军形象的永恒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军军服的款式虽历经多次变革，但无论是在长征的漫漫征途，还是在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始终可见那印有红五星与红领章的军装。“头上红星照，红旗两边飘”，这种军装的定义，一直传承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我国人民军队的鲜明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