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校刘竹溪回忆第二次起义成为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二次起义

辛店车站西伏击战结束后，警员们仍然回到原驻地王朱村。

1938年1月1日。日军出动飞机在辛店及附近上空盘旋。为躲避日军报复，临淄的几支地方武装决定撤离临淄。李人凤主张向北部平原发展，平原地区比较富庶，容易获得兵员、武器和粮株。国民党分子王尚志、陈瑞甫却坚持要去南部山区，他们认为进山安全，可以远离日军。

部队过胶济路南下，转移到益都县垛庄一带。这一带山区贫疮，部队供给非常差，吃小米饭能吃出羊屎蛋子。进山七八天后，王尚志打出来一个国民党番号，自任司令，李笑文任副司令.队伍编成3个大队。流落到本地的二十九军一个连编成第一大队，该大队后投奔石友三;陈瑞甫的队伍编成第二大队，陈任大队长;军训团编成第三大队，李人凤任大队长。当时二大队人员多于三大队，编成3个中队、1个手枪队。部队返回铁路北后，三大队发展很快，不久即编成5个中队。

原益都车站警员编在二大队一中队，出卖他们的于延龄到一中队任中队长。在此之前，于延龄一直不敢露面。安硕庭任一中队政训员，相当于八路军的连指导员，但没有实权。安硕庭是警员的领头人，于延龄对他非常警惕。安硕庭的政训员当了不到10天，就被于延龄排挤出一中队，调大队部任军需员，后又调到王尚志的军需处任军需员。

于延龄对原益都车站警员很不放心，重新露面之前就把警员们分编到中队各处，多余的枪支也被统一分配。刘竹溪、郑长太和丁鹤鸣分到中队部，刘竹溪任中队文书兼司务长，郑长太和丁鹤鸣编进直属手枪小队。李明久、邢国儒和二个队员分到一分队，安琴堂、修子平和几个队员分到二分队，他们都在各小队担任小队长、副小队长。这些所谓小队，实际是班的建制。一中队下辖两个分队，起义人员无一人担任分队长。分队长都由陈瑞甫派来，一分队队长张敬轩是陈的亲信，二分队队长是曹瞻孔。

曹瞻孔，名望道，瞻孔为字，德州陵县人。曹瞻孔是知识分子，读过军校，在韩复集的部队当过连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流落到临淄民团当教官。组建二大队时，陈瑞甫把他要来担任分队长。在二大队，曹瞻孔的文化程度最高，年纪也比较大。他很有头脑，平时含而不露。刘竹溪、安琴堂和他关系最好，感情十分融洽。成了忘年之交。

胡金标在起义警员走了个把星期后，脱离六分段.在外面转悠了20多天，这时也找到这里。他出来时带了3支手枪，有驳壳枪和勃郎宁。他把两支枪藏在山里的熟人家，身上只带了I支。他和于延龄原来都是警长，于延龄就让他当直属手枪小队队长。这样，中队部就有了4个警员。

胡金标告诉刘竹溪，他们走后，益都车站翻了天了。六分段的警员和家属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刘竹溪投了革命党了，有的说他去干土匪了，也有的说他回家了。他的两铺两盖和一只白铜墨盒成了一些人的争夺对象，最后被一个外号叫做“汪柳罐”的警长抢走。铺盖无所谓，刘竹溪心痛的是那只白铜墨盒。墨盒原是父亲的文房之物，上面刻有父亲姓名，当天行动仓促忘了带。1938年1月4日，日军占领益都县城。安硕庭当初的判断得到证实，原益都车站的中队长、段长投降日寇，当了汉奸，三中队、六分段也成了汉奸队。胡金标不愿当汉奸，他事先知道起义事成后去临淄，便盗枪出来寻找他们。

国民党分子王尚志当了司令，对李人风和三大队很不放心，命令三大队集体加入国民党，企图以此手段控制三大队。李人凤坚决不同意，双方为这件事闹得很僵。李人凤一直想摆脱王尚志，只是时机不到。为了缓和事态，避免王尚志起疑心，李人凤想出一个敷衍的办法，他带崔醒农等几个人假意表示要参加国民党，把这件事糊弄了过去。双方都退了一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王尚志通过整编掌握了权力之后。就想把队伍拉到临朐。一大队此时已经投靠了石友三，他的计划遭到二三大队长的一致反对，李人风和陈瑞甫坚持要回铁路北。陈瑞甫是临淄人，远离乡土对他很不利，考虑到切身利益，在部队行动方向上自然和李人凤站在一起。部队成员都是铁路北人，也不愿意去临胸。王尚志是外乡人，在队伍中没有根基，失去两个大队长的支持，他就是一个空头司令。

部队返回铁路北后，最初驻扎在淄河以西。二大队队部驻临淄县城和古城，二大队一中队队部和一分队驻褚家庄，二分队驻东古城;三大队驻白兔丘、斜柳店。不久，三大队移驻淄河以东，大队部驻郑家辛庄，各中队驻周围村庄。王尚志的司令部和八大处.驻在两个大队驻地之间的寇家庄、徐家圈。

二大队的警员们一直在酝酿再次起义，把队伍拉出来参加三大队。自益都车站起义以来，投奔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抗日队伍，这个决心他们始终不变。

1838年3月，李人凤将王尚志驱逐出临淄，安硕庭、刘竹溪和几个骨干认为时机到了。安硕庭被于延龄排挤出二大队，寇鉴堂已在三大队，第二次起义的组织和联络工作主要由刘竹溪承担。

刘竹溪兼任司务长，每隔一天就要到军需处驻地徐家圈领取给养，主要是领取肉类。一中队有一匹马、一匹骡子，马归于延龄专用，刘竹溪去领给养时就骑那匹骡子，有时候也骑自行车。他利用这个便利条件，通过三大队的秘密交通员孙悟德，与李人风、李曦晨保持联系。刘竹溪向孙悟德汇报起义准备程度和于延龄的动向，再把李人凤、李曦晨的指示带回来，分别传达给分散在中队各处的骨干。他和警员们在二大队做工作，交朋友，争取其他成员参加起义。曹瞻孔被他们争取，同意加入三大队。曹瞻孔被争取，整个二分队就基本争取了。争取过来的还有二分队的相子正，建国后成为党的领导干部。

刘竹溪和几个骨干多次开会，商量起义的方案和时机。拟定的起义方案有两个:第一个方案是把一中队的人枪全部拉出来，第二个方案只把自己人的人枪带出来。如果用第一个方案，必须首先打掉于延龄。刘竹溪在中队部，容易接近于延龄，这个任务由刘竹溪执行。

刘竹溪原来有一支崭新的勃郎宁手枪，被于延龄看中，用他的枪牌手枪交换。那支勃郎宁是枪牌手枪的仿制品，警员们习惯叫它勃朗宁，制作比较粗糙，性能也不好，经常卡壳。于延龄相中它，其实就是图个新。刘竹溪觉得于延龄的枪牌手枪很好使，比原来的勃郎宁顺手。为了检验枪支的可靠性，刘竹溪和几名警员去淄河边的一个洞里验枪，把手枪和步枪全部打了一遍。

于延龄在护路队时就已成家，妻子是青岛人，他在益都车站参加起义时就把妻子带在身边。一中队部驻进褚家庄后，他和妻子单独住一个院子。于延龄平时防范很严，他住的房屋边有一座棚子，两个警卫轮流在里面值守，对他不易下手。刘竹溪和警员们最后决定用第二个方案，起义时间定在夜间12点整，两个分队各自行动，集合点在三大队驻地郑家辛庄南门。

1938年3月，在一个下弦月(公历3月23日或24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行动。

二次起义，胡金标又没有走成。刘竹溪担心他酒后失言，行动之前还是不敢通知他。当天晚上胡金标又喝了不少酒，在老乡家打麻将。刘竹溪找到他，通知他回中队，他就是不肯离开麻将桌，刘竹溪打他骂他踢他都不管用。

夜12点整，一分队起义人员在李明久、邢国儒带领下准时出发。分队长张敬轩发现他们的行动，立即向于延龄报告，刘竹溪从胡金标处回到一中队驻地，于延龄已经站在中队驻地院子的大门口。刘竹溪在队里年龄最小。于延龄对他不存戒心，平日打麻将三缺一时总要叫上他。于延龄告诉刘竹溪，李明久、邢国儒带着部队走了，到河东投李人风了，命令他带几个人，马上到东古城通知曹队长，过河截住他们。刘竹溪正在担心自己不能脱身，这个命令正中下怀，不可靠的人他不带，只带了一名原护路队员。事后，于延龄对刘竹溪的离去感到很困惑，对人说:“庆镰怎么也走了?”

刘竹溪从褚家庄赶到东古城二分队驻地，曹瞻孔已经带着二分队起义人员出发。二分队这时还剩下一个小队，队员都是本地人，小队长外号李大个。一中队副中队长和他的警卫许守笃站在驻地门口，刘竹溪把于延龄的命令告诉中队副，带上李大个小队就走。许守笃也是自己人，刘竹溪走出大门时向他摆头示意，转眼工夫他已经在村外等候。刘竹溪带队伍走前面起义人员的行军路线，一路疾行，直奔集合点。

郑家辛庄南门，起义人员集合，全体列队点名:一分队一部，二分队大部，42人，32支长短枪。

李人凤、李曦晨在事前已经接到起义的消息，站在郑家辛庄围墙的南门上迎候。起义队伍集合完毕，两人走出南门迎接。李人凤向起义人员表示慰问，起义人员情绪很高，说:我们找到真正抗日的队伍了，今后就是一家人，我们服从你的领导，共同抗日。

刘竹溪为了纪念这次起义，将原名“刘庆镰”改为现名，以表示这是对既往的一个告别，新的人生已经开始。

第二天，李人凤设宴请客，招待二大队起义人员。三大队在大队部食堂里摆了十几张桌子，请来了几个大厨师，在大队部门前空地上搭了一座席棚子做菜。说是设宴请客，但主食还是煎饼，只是多了几样菜。有一样菜叫做“琉璃山药”，用熬好的白糖裹在山药外面，外脆内软，非常可口，刘竹溪和李明久都没吃够，还想吃。他们和李人凤的警卫员王凤阶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王凤阶有钱，又请他们吃了一次“琉璃山药”。

再说胡金标。于延龄看在老同事的面子上没杀他，缴了他的枪，将他赶走。胡金标去山里熟人家取回那两支手枪，到郑家辛庄归队。

临淄二大队起义人员编入三大队后，李人风像对待自己的同志一样信任他们，把他们看做是自己人。李人凤以二大队起义人员为骨干，从其他中队调来人员组建第六中队，曹瞻孔任中队长，安硕庭任指导员，胡金标任副中队长。刘竹溪任六中队司务长，时年未满18周岁。六中队编成两个分队，李明久和相子正任分队长，修子平、邢国儒、安琴堂等任小队长。李人凤把六中队当做他的警卫分队使用，六中队驻在大队部后面，与他住的台屋仅一墙之隔，他的岗哨由六中队派出。

二大队起义人员加入三大队，使二、三大队之间矛盾加深。国民党分子、临淄县长于治堂到郑家辛庄做起义人员的工作，动员他们回二大队。安硕庭、刘竹溪、李明久出面跟于治堂谈判，他们告诉于治堂:“陈瑞甫算什么?二大队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我们到这里来是弃暗投明，叫我们回去没门儿!”

1938年3月，鲁东工委派代表杨涤生到三大队任政治处主任(李曦晨改任副主任)，主持建党工作。二大队起义人员加人三大队不久，三大队开始建党。

1938年4月，三大队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主持仪式的是政治处副主任李曦晨。参加入党仪式的新党员有5人—六中队指导员安硕庭、六中队司务长刘竹溪、政治处宜传股干事王月村、政治处干部刘孟(刘梦兰)、交通员孙悟德。李人凤也是在这个时间入党的，他的入党仪式另外举行，介绍人是杨涤生。李人凤与安硕庭、刘竹溪等6人是三大队发展的第一批党员，组成了三大队，也是十团的第一个党支部。安硕庭任支部书记，刘竹溪任组织委员，王月村任宣传委员。一日，刘竹溪去李曦晨的住处汇报工作，发现李曦晨和王月村原来是一对恋人，两人相对而坐，手握在一起。

1937年12月26日，胶济铁路益都车站第三护路中队和第六警察分段爱国警员，不做亡国奴，毅然起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残酷，世事叵测，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起义警员已所存无几。

安家犹，字硕庭，山东阳信县商家店人，第三护路中队下士内勤班长。安硕庭参加临淄三大队后任六中队指导员，三大队编成十团后任团锄奸股股长、二营副教导员;二期整军后，任三支队教导队教导员;1940年，任临淄独立营教导员，因在工作中违反政策，被降职使用，调支队政治部宣传科任宣传干事，后调敌工科任敌工干事;1942年，任垦区(四分区)敌工股股长;1945年2月，在前后韩战斗中牺牲。

寇芳田，字鉴堂，山东临淄县寇家庄人，第三护路中队三等内勤警士。寇鉴堂在抗战时期长期做财经和筹款工作，1943年在广北被三里庄伪军成建基杀害。

李家祥，河北天津人，第六警察分段三等外勤警士。李家祥在起义前出外勤，因铁路停运滞留在外地。据说他在抗战初期参加国民党游击队厉文礼部，不久脱离厉部投奔山东纵队鲁中部队，下落不明，可能已牺牲。

安云亭，字琴堂，安硕庭的族叔，第三护路中队三等外勤警士。安硕庭比安琴堂年长，两人是小叔大侄子。安琴堂参加临淄三大队后，回乡处理家务，没有再回部队，在当地加入党组织，一度任县委组织部部长。他曾被捕人狱，出狱后长期不被信任，直至失去党籍，后平反恢复党籍和待遇，在家乡安享晚年。

胡金标，山东菏泽一带人， 第六警察分段下土外勤警长胡金标是一个老行伍，曾在张宗昌老五军服役，年纪比较大，刘竹溪在益都车站和胡金标认识时，他已经有40多岁。胡金标在起义后任临淄二大队一中队手枪小队队长，临淄三大队六中队副中队长，三支队十团二营六连连长，三支队特务连副连长、连长，三旅特务营副营长、营长。胡金标嗜烟嗜酒，而且烟瘾特别大。他离不开烟，杨国夫、李人风经常给他钱买烟。刘竹溪记得他常抽种叫做“快乐牌”的香烟，烟盒颜色是白色。胡金标懂军事，作战勇敢，人也不坏，但无政治头脑，旧军队习气也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抗战进人艰苦阶段后，因为抽不上烟，1941年6月，他带一个通信员脱离部队，企图投王砚田。胡金标的通信员是共产党员，在他任特务连副连长时就跟着他。通信员认他做干爹，取得他的信任，以给他买鸡蛋为由跑出来报告我地方政府。地方武装逮捕胡金标时，被他打伤一人。胡金标的性质属可杀可不杀，时逢日军扫荡，军区副政委刘其人恐出意外。下令处决了胡金标。

李明久，河北东光人，第三护路中队三等外勤警士。李明久起义后任三大队六中队分队长，十团二营六连排长、副连长，基干二营营部参谋等，1945年10月随山东七师去东北，新中国建立后在民航任职。

邢国儒，河北固安人，第三护路中队三等外勤警士。邢国儒起义后任三大队六中队班长、基干一营一连三排排长、基干二营副连长，1945年10月随山东七师去东北，在作战中牺牲。

修子平，辽宁人，也是一个老行伍，曾在东北军服役，担任过司务长和代理连长。修子平不是益都铁路车站警员，可能是与某个警员相熟，临时参加起义。修子平思想单纯，勇敢，军事素质好。益都铁路警员二次起义，二分队大部拉出来，他在其中做工作起到了相当作用。修子平因部队生活艰苦，经常讲怪话。安硕庭为人什么都好，就是疑心太重，他认为修子平是旧军人出身，问题严重，报李人凤同意，将修子平处决。

丁鹤鸣，安徽人，第三护路中队三等外勤警士。丁鹤鸣与修子平因同样原因被处决，被连带的还有他的兄弟。刘竹溪与修子平、丁鹤鸣私交很好，处决他们时，安硕庭没敢告诉刘竹溪。

于延龄，山东临淄南麻坊人，第三护路中队中士外勤班长。于延龄有一定的活动能量，益都车站起义时，武器仓库、摇车仓库的钥匙就是通过他掌握。他投靠陈瑞甫后认为陈太迂腐，靠不住，转而投靠保安十六旅旅长李寰秋，在李部任独立大队大队长。独立大队的曹姓中队长勾结王砚田，杀死于延龄。于的队伍被王砚田收编，于的老婆被曹霸占。

郑长太，河北人，第三护路中队三等外勤警士。郑长太家有妻小，起义后在郑家辛庄请长假回河北探亲，未再归队。

小倪，广东人，第六警察分段三等外勤警士。小倪因出外勤滞留在外地，未参加起义。

老黄，广东人，第六警察分段三等外勤警士。老黄年龄有30多岁，流里流气，有不良行为，刘竹溪对他不太信任，临起义时决定不通知他。

以益都车站起义警员为骨干组建的临淄三大队六中队，1938年7月编成三支队十团二营六连，1939年10月编成三支队基干二营五连，1940年11月编成三旅七团二营五连。1941年冬，在垦区罗家庄以北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二营副营长赵明扬指挥严重失误，五连损失了两个排，指导员张勇牺牲。

1942年3月，三旅七团二营编成军区直属团二营，因五连缺员严重，将原七团三营八连编入二营改成五连，原五连人员补充到其他连队，原五连不复存在。